把“全国捐赠总盘子”做成行业基础设施,应用才会真正发生
受访者:蓝煜昕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
2026年1月29日,“中国慈善捐赠论坛暨《中国慈善捐赠2025》(Giving China 2025)报告发布会”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行。活动由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与易善数据共同举办,现场汇聚捐赠人、基金会与公募机构代表、专家学者及媒体人士,围绕年度发现与行业前沿议题展开讨论。《中国慈善捐赠2025报告》发布后,围绕“数据如何使用”“总量波动如何解读”“企业捐赠占比为何较高”“方法论如何迭代”“如何对标Giving USA”等行业关切,《公益时报》记者对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蓝煜昕进行电话专访。蓝煜昕表示,面向全行业的基础性数据价值在于提供可对照的整体图景与稳定口径,并在持续迭代中进入真实决策场景,成为行业共同依赖的基础设施。
Q1 记者:报告发布后,行业使用与反馈情况如何?今年主要回应了哪些需求?
蓝煜昕:第一年的反馈很集中:一方面,大家确实需要一个能够对照、可复用的“全国捐赠整体图景”,无论捐赠方、受赠方还是研究与政策相关主体都需要这个底盘;另一方面,更多的期待是“希望更细”,尤其是领域和地域维度。今年报告在去年的基础上往前走了一步,重点提升数据丰富度与细分呈现,更贴近实际使用需求。
Q2 记者:外界关注总体数据下降,尤其企业捐赠下降。你怎么看这种变化?
蓝煜昕:解读必须谨慎。我更倾向于把它视为正常波动,背后有明显的“头部效应”和“大小年”现象:少数头部主体在某一年发生集中性的大额捐赠,会把整体曲线抬高;下一年回落,并不必然意味着行业结构发生了同等幅度的变化。
Q3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企业整体在收缩捐赠?有没有更细分的观察?
蓝煜昕:不能简单下结论说“企业全面下滑”。企业维度里是“有增有减”。例如从更细分口径看,上市公司总体捐赠呈增长态势;部分国企以及部分行业也在增长。整体下降更可能是头部主体变化叠加后的结果,需要结合结构分解来理解。
Q4 记者:当年捐赠收入下降,会不会直接导致公益支出下降?
蓝煜昕:两者不必然同步。一些机构在“大额捐赠年份”形成的资金,会转化为后续年度持续支出。因此,当年收入下降并不必然意味着下游支出同步减少。理解行业运行既要看当期收入,也要关注存量资金与资产结构。
Q5 记者:与美国相比,中国企业捐赠占比更高。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蓝煜昕: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方面,个人层面的超大额捐赠开发不足,相比之下企业捐赠更“显性”;另一方面也与结构、文化和制度环境相关,包括国企占比与社会责任机制、企业与社区互动的文化传统、与国家战略议题的结合等。还有一个现实是,部分企业捐赠实际上体现的是企业家的个人意志,这种情况下企业捐赠和事实上的个人捐赠很难区分;甚至某些企业家宣布的大额捐赠实际上是通过其企业捐赠的,账面上就显示为企业捐赠。
Q6 记者:在资金流向上,中国企业捐赠一般更偏向哪些方向?
蓝煜昕:总体上,企业捐赠会更多投向与公共议题和国家战略契合度较高的民生领域,同时也可能与企业业务领域及利益相关方有一定关联。企业家个人主导的企业捐赠投向,则可能更具个性化色彩。具体仍需要在更细分的行业、地域与议题维度继续展开分析。
Q7 记者:对企业捐赠未来趋势,你有哪些判断?
蓝煜昕:我有三点判断:第一,总体仍倾向增长,短期可能有大小年波动,但长期仍会随经济增长和企业社会责任、社会价值创新提升而增长;第二,行业分化会更明显,部分先进制造业、信息业可能上升,房地产等行业下降趋势更清晰;第三,企业海外捐赠将增加,企业“出海”趋势下,海外实体可能在当地直接捐赠,但这部分未必能完整体现在国内统计口径中,跨境资金与统计口径衔接仍有现实障碍。
Q8 记者:今年报告在方法论上有哪些关键迭代?解决了哪些“老难题”?
蓝煜昕:主要有三方面的迭代。一是重点对捐赠去向的领域分类进行了迭代和细化;二是初步尝试对捐赠去向的地域分布进行统计分析,这里面也存在一些方法论选择,包括跨区域流动、捐赠去重等问题;三是对基金会、慈善会、红十字会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接收捐赠的估算方法进行了迭代,结论更加可靠。“其他社会组织”这部分数据缺失较多,未来还需要通过试点区域研究来进一步提升估算精度。此外,今年报告还在慈善信托的数据延展、跨境捐赠的识别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Q9 记者:报告对“捐赠去向/领域分类”也做了调整,出于什么考虑?
蓝煜昕:分类体系要服务年度比较与长期使用,核心是稳定、清晰、可对照。今年我们做了几项调整:不再单列“乡村振兴”作为分类(边界过大、口径难稳定);将“国际事务”尽量纳入更稳定的正式领域体系;对“公益事业发展”等规模较小、边界不清的分类进行调整,使体系更可用、更可持续,也更利于国际比较。与此同时,我们也对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做了进一步的二级分类与专题分类,以更好呈现不同议题的捐赠结构与变化趋势。
Q10 记者:你如何看待 Giving USA 对中国的启示?我们能“复制”它吗?
蓝煜昕:Giving USA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愿景和框架,而不是一套可原样复制的方法。它让我们相信,中国也需要一个被全行业信赖、乃至在世界范围内也可作为对照的基础性数据平台:以后大家一想到“国家捐赠数据”,就会想到它,国际上也多一套可参照的框架和方法。当然, Giving USA“捐赠来源—捐赠去向”的数据呈现结构很有启发,其年度报告研究、写作的组织机制和可持续运营机制也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参照。
Q11 记者:未来要把这套数据真正做成“行业基础设施”,路径是什么?
蓝煜昕: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个方向(可能交叉推进):第一,方法论持续完善;第二,底层数据质量提升,这依赖更科学的统计制度、更标准的填报与更稳定的数据供给;第三,伙伴共建与应用落地,让更多伙伴参与进来,把数据推进到分行业、分领域的真实应用场景。理想状态下,需要一个使命驱动的核心团队,同时联结数据伙伴、资源/资助伙伴以及分领域研究与行业顾问网络,形成共建体系。数据只有被广泛使用、反复检验并持续迭代,行业基础设施的意义才会真正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