迸发前的试探，新世纪初年的“首善”捐赠
导语：作为第一张记录中国年度大额捐赠的慈善榜单，中国慈善榜完整记录了本世纪至今中国慈善家慷慨解囊的全景数据，这些数据所映射的也是中国当代公益慈善发展的全历程。如今，我们通过系列报道，抽取这幅全景记录中不同时期的关键帧，试图重建中国慈善家与时俱进的捐赠路径。此为系列一。
2004年5月12日，美国时代华纳集团在北京宣布，其旗下《财富》全球论坛新一届年会将在北京举行。《财富》国际版时任主编表示，选择中国是一个“绝佳的决定”，因为“中国近年来的飞速发展令世界瞩目，在国际许多财经媒体的头条新闻中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北京的报道。特别是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即将召开，北京对国际经济界人士吸引力与日俱增。”
作为全球性的财经盛会，《财富》全球论坛自创办以来始终是全球经济的“风向标”，它的再度光临中国，意味着中国财富的增长正让世界经济的天平向东方倾斜。
就在这一消息发出的同一天，另一则新闻的出现则与之相映成趣，也有意无意地在财富之外，开启了一个新的观察中国的视角——《公益时报》发布了“2003年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从这一天起，中国慈善开始以数据的形式进行编年，一个往日颇为隐秘的群体也正式在镁光灯下登场——财富的拥有者被簇拥至台前，成为财富的再分配者。公众赐予了他们一个新名号——“慈善家”。而这张由《公益时报》操刀的榜单也由此成了观察中国财富阶层动态的另一座风向标。
2004年5月12日，《公益时报》发布了第一张慈善榜单以及对第一个“首善”黄如论的专访
世纪初的榜单格局
以2008年汶川地震引发的捐赠狂潮做分割点，在此之前，“慈善”并非大部分财富阶层的必选项，即便身为榜单常客的年度捐赠金额也忽高忽低，世纪初的慈善捐赠充斥了太多的随机性。
若在随机性中找出一些连贯，就不得不提连续“霸榜”四届的“首善”黄如论。
前五届中国慈善榜，他一个人就贡献了将近10亿人民币的数据，当然，很多时候，他更愿意与长子黄涛共享这份殊荣。
黄如论出生于福建农村，35岁前一直在家乡做小买卖。1986年，黄如论只身前往菲律宾淘金。1991年，他返回家乡，开始投资房地产，并发展成为福建最大的私人房地产商。上世纪90年代末，黄如论的世纪金源集团将重心转向北京市场。2000年开始，世纪城楼盘连续三年创下北京楼盘的销售纪录。
2003年，黄如论捐赠2.11亿元，其中1.8亿元流向福建江夏学院的建设，但这一年让他声名大噪的则是两笔向北京合计1400万元的捐赠，因为那是当年企业家对抗击“非典”投入的最高捐赠;2004年，捐赠9572万元;2005年，捐赠1.62亿元，其中用1亿元设立福建省江夏百姓医疗救助基金会(今“福建江夏慈善基金会”);2006年，捐赠1.98亿元，其中1.2亿元用于建设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世纪金源学校;2007年，捐赠1.03亿元，其中向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捐赠百亩土地，价值约6000万元。
提到这一时期的捐赠，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引起极大争议的陈光标。
陈光标与他的“慈善行为艺术”
陈光标生于江苏宿迁的乡间，童年极度贫困，哥哥姐姐都因营养不良去世，年幼就不得已开始做小生意贴补家用。1985年，17岁的陈光标靠转卖农户多余的粮食，为自己赚来大学学费，同时也成为村里首个万元户。大学毕业后，他从事过多种职业，最终进入医疗器械行业，成立南京金威利电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2000年，陈光标涉足环保领域，组建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2005年，陈光标捐赠近3400万元，其中包括向青海捐建学校46所、卫生所10所;2006年，捐赠4780万元;2007年，陈光标的捐赠额来到1.81亿元之巨。这一年和之前的一年，他频繁向延安、井冈山和云贵川藏等偏远地区捐款捐物。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陈光标带领120名公司员工和60台大型机械在前线参与救援54天，成绩突出，温家宝总理在现场紧握陈光标手表达感谢的场面被江苏人民广播电台一名记者全程记录。于是，当年陈光标又顺理成章获得央视年度经济人物的桂冠。
通过慈善，陈光标获得了极大的媒体曝光和荣誉，其公司事业也被外界描述为“蒸蒸日上”，按此发展，陈光标的慈善事业和人生轨迹应该是一路顺风的。但偏偏此后，陈光标的慈善旅程开始进入怪异的行车路线。
2010年春节前，陈光标在中国工商银行江苏分行会议厅里用人民币搭起一面3300万元的“砖墙”，表示将该笔巨款捐给云贵川藏等地的贫困户;2011年，又一面1500万元的“钱墙”号称捐向新疆、云南等地;2012年，一座2.3亿元的“钱山”据说用于支持青少年发明创新;2013年，重达16吨的三面“钱墙”，号称助力经济大普查;2014年，还到美国纽约街头给流浪汉送钱……
陈光标的“作秀式”慈善，简单暴力、哗众取宠，可谓将行为艺术开辟到了慈善界，在当时就遭到了行业内的口诛笔伐，但也是对当时中国慈善捐赠初级阶段的一种极端映射。
2008年之前，我国的慈善捐赠还处在比较粗放、原始的阶段，多为捐钱捐物，尤其以现金作为最主要的捐赠资源，捐赠目的也多为扶贫济困;而通过捐赠本身，捐赠者也极易并乐于成为夺目的明星，以此带动其在慈善领域以外的事业有所发展。
当然，在这一时期，由于捐赠者多为第一代创业的企业家，出身贫苦者不在少数，他们的慈善动机中也有极为朴素的一部分。
“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农村很苦。我们从底层走到高层，就知道底层的痛苦。今天事业有所成功，对这些人就更加同情，很简单。”黄如论就曾这样表达自己的慈善动因。
对境遇远不如自己的人，翟美卿也具有同样朴素的情感。这位香江集团的董事长就曾说：“与他们相比，我得到的太多了。”2003年，翟美卿就和丈夫刘志强一道捐赠1900万元登上中国慈善榜，其中向抗击“非典”捐赠200万元;2004年，她个人捐赠6460万元，位列中国慈善榜第三名，其中5000万元用于成立“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
已故慈善家余彭年，应该是中国慈善榜有史以来最年长的上榜者，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从事慈善事业，起因同样朴素，就是其湖南老家的医疗卫生水平太落后。2003年起，其大部分捐赠都投入开展白内障手术的“光明行动”。2003年，81岁的余彭年捐出6180万元，位列中国慈善榜第四;2004年，捐赠7500万元，位列第二;2005年，捐赠近1.1亿元，蝉联亚军。
而正是由于以上这些靠怜悯心驱动的捐赠，造成了彼时捐赠和慈善行为的随机性，尽管名声在外，但大多数捐赠者难被真正配之以“慈善家”的名号，因为他们在慈善事业上并没有系统、可持续的规划。
改变初见端倪
2004年，几乎伴随着中国慈善榜同时问世的，慈善领域还有另一件划时代的动作——2004年6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打开了民间力量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大门，这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凭借其资金优势和自主性强的特点，开始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作用。
当然，由于经历了此前数年基金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数量下降的状态，加之双重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对登记仍有限制，热心慈善的资本拥有者大多都保持着观望的态度。
但在思维较活跃的沿海地带，先行者总是如期出现，上文提到的翟美卿第一个前往申请，个人捐赠5000万元，于2005年6月成立了由民政部为主管单位的非公募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这是当代中国慈善史上具有时代里程碑的事件。其中的意义之一，就是使得大额捐赠有了新的接收方，促进了大额捐赠的强劲增长。
在地方，北京市华夏慈善基金会则在2004年12月1日注册成立，即后来的爱佑慈善基金会;紧接着，2005年元旦前，蒙牛董事长牛根生宣布成立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2005年12月，黄如论捐赠1亿元成立福建江夏慈善基金会……
据统计，2004年，我国有非公募基金会180家，翌年，这一数字来到245家，此后每年的增长率都在20%以上。到2008年年底，全国就已有7个省份的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超过了公募基金会。
2007年4月6日，奥康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振滔选择在中国慈善榜发布仪式上宣布成立以其个人名字命名的王振滔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会由他本人捐赠2000万元成立
而在成立基金会外，另一样改变大额捐赠形态的新事物横空出现——股权捐赠。
向基金会捐赠股权，这是西方100多年前开始的探索，始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随着民间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放开，股权捐赠也迅速被国人提上了日程。
第一个做出这个动作的就是牛根生。
1958年，牛根生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贫困家庭，亲生父母将他卖给当地一户以养牛为生的牛姓人家。20岁，子承父业的牛根生进入牛奶场，成为养牛工人，从最基层的洗瓶工做起，一步步从车间主任升至集团生产经营副总裁。在牛奶场并入伊利后，牛根生全面主持伊利的冰激凌、雪糕生产。1999年，牛根生成立蒙牛乳业，到2004年集团销售收入已破70亿元。
实际在2002年年底，牛根生就有了捐赠股权的念头，但是当时并没有行得通的“股捐”路径。2004年年底，牛根生在与律师多番磋商后，宣布将捐出个人全部蒙牛股份，投入老牛基金会，具体程序是在有生之年捐赠出股票红利的51%，百年后捐出所有股份。至2006年，牛根生的计划获得有关部门批准，当年他将其2%的蒙牛股权捐出。不过，当年中国慈善榜调整了榜单编制办法，将该笔市值2亿多元的股捐另列，牛根生以1.0029亿元的现金捐赠位列第四。
当时，在欧美等慈善事业成熟的国家，股权、不动产、知识产权等都已成为捐赠的重要内容。当时，虽然国内仅有牛根生一例股捐可寻，但随着非公募基金会的飞速增长以及2008年捐赠热潮的到来，股权捐赠旋即成为了最被追捧的大额捐赠方式，这一时期始见于中国慈善界的各种尝试与改变，预示了下个捐赠时代的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