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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服务到治理:“三区”计划走出来的云南社工与他们的基层实践

2023/01/10 06:18公益时报 卢思含 兰树记 胡 燕

  云南省自2013年起通过选派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欠发达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以下简称“三区”计划),在支持培养一批“留得下”的“三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同时,也协助他们在所在县域成立了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以便更加持续、系统地服务本地,使社会工作追求美好的社会理想和人人都能享有幸福生活的价值理念得到充分实践。

  截至2021年,云南“三区”计划项目累计向全省165个县次选派944名社工,带动培养385名本土社会工作者,推动培育成立60余家县域社工机构。无论是选派社工,还是在地培养的本地社工,在面对“三区”复杂多样的地理生态、生计方式、宗教文化、民族文化等系统因素时,始终坚守专业价值及专业方法,创新探索本土化方法,从“兜”住困难群体基础公共服务需求,到“网”住居民社区参与动力,再到“创”出社区治理空间,推动了本地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协同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也响应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走向乡村振兴的时代召唤。

  不断深化丰富的回应基层需求的专业服务实践

  在“三区”计划开展的服务最初以回应当地因劳动力外出就业而产生的“三留守”问题,选派社工在支持“在培”社工学习专业服务知识、提升专业能力的同时,也针对地区“三留守”群体的服务需求,协助“在培”社工开展有层次的服务设计及探索。

  随着服务人群的扩大,“三区”社工服务的群体不仅涵盖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群体,也包括社区(村庄)中的各类特殊人群。面对服务对象需求多样,社区还普遍缺少专业及精准社会服务提供的情况,“三区”社工的服务类型也从补救型服务或普惠型服务,逐渐丰富到发展型的服务。

  在儿童服务方面,针对儿童的救助、发展、保护及参与等方面的需求,建立起社区为本的困境儿童救助、留守儿童照顾及早期教育等多元化的儿童服务体系。以儿童活动中心建设为载体,在提供普惠型的儿童课外活动及社区教育的同时,对不同年龄段或不同成长环境的儿童开展有层次划分服务,如学龄前儿童的亲子活动、学龄期儿童的课后活动、困境儿童的救助支持、冬令营、夏令营等,也有针对面临特殊情况的儿童的个案服务以及推动社区儿童保护体系建立的政策倡导。

  在老年服务方面,针对老年人生活适应、生活照料、情感慰藉、康娱社交等方面的需求,社工开展的服务既回应老年群体的生活适应及需求,也为老年人建立新的社交关系,提供情感慰藉;通过搭建老年群体发挥才能的平台,让老年群体有机会参与到社区活动及公共事务之中,有更多机会实现自我价值。同时社工也通过充分盘活和利用社区资源,发动村(居)民参与到老年服务中,在实现居民(村民)互助的同时,推动社区(村庄)内生力的成长。

  在妇女服务方面,针对妇女在社区(村庄)中因普遍承担家庭照料的重担,面临来自生计、家庭成员关系、系统环境等多方面的压力,社工开展的服务多以“增能”为主,推动妇女在加强自我关怀、提升学习能力的同时,以儿童、老人服务的增加协助妇女生活“减负”,创新社区(村庄)生计发展途径,推动妇女主动参与或主持社区公共事务,发挥她们在社区(村庄)中的性别优势。

  在特殊群体服务方面,社工通过对个案的需求评估开始,逐步摸清区域内面临共同情况的群体。在为特殊群体提供个案管理的同时,清晰政策资源,联动社会资源,通过小组工作及社区参与或支持,为特殊群体“增能”,逐步编制对社区特殊群体的社区保护网。

  回归居民及文化的社区发展与治理

  “三区”社工在为各地居民提供服务的同时,通过“增能”目标逐步推动居民参与到社区(村庄)事务,推动创新渠道和载体,形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以传统民族文化创新社区(村庄)居民文化,协同社区党建,盘活社区资源,挖掘和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协助居民在参与体验过程中产生“安全感”“获得感”及“幸福感”。

  “三区”计划在云南省推动社会组织及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逐步摸索了一条整合民族文化传承、中华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治理路径。比如通过民族传统童谣和故事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学习及村史馆筹建等,促进儿童对于自身民族和村庄的了解与热爱。通过对少数民族村寨的儿童、妇女、老人和整个社区的文化动员,逐步形成了激活边疆少数民族社区治理内生动力的民族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三区”计划推动边远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积累了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的经验,例如将建设合作经济和合作社作为增能赋权策略、困难人群的社区服务型治理、困难村寨和易地搬迁安置点的社区治理创新等,为助力“三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的工作模式。

  在助力产业振兴方面,社会工作可以从村寨和易地搬迁安置点村(居)民的创业、职业技能提升和发展合作经济出发,对村(居)民进行增能赋权,提高其收入和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力。

  在助力组织振兴方面,“三社联动”的经验有助于增强合作社、老年协会、妇女协会及基层专业社会组织等组织的活力,促进基层民主和社区治理创新。

  在文化振兴方面,社会工作可以助力乡村和民族文化传承、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认同的打造。

  在生态振兴方面,社会工作可以助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和美化。

  在人才振兴方面,“三区”社会工作首先要培育一批具备专业社会工作理念和实操能力,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本土社会工作人才和社工机构;其次要培育一批配合社区社工的社区骨干和志愿者,共同推进“三区”地区的乡村振兴工作。

  在“三区”地区,有曾面临深度贫困的地区和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社工不仅要积极探索适合当地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模式,也需要探索社会工作助力贫困村寨增收的工作模式。在村民增能赋权、农业技术培训、协助村民成立合作社、促进市场对接和网络销售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有的在社区和村寨开展困境儿童干预、困难家庭救助等工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效果奠定基础。有的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建立社会工作服务站,开发困境人群服务,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探索“三社联动”工作机制,挖掘并培养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和志愿者骨干力量协助社区居委会开展服务型治理,挖掘当地资源和联动外部社会资源,应对易地扶贫搬迁人群集中和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适应问题。

  在实施“三区”计划过程中,社工与省市(州)县乡(镇)各级政府、民政部门、社区(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逐步形成紧密协作的关系。通过实施“三区”计划,地方政府、群团组织从不认识社会工作,到逐步支持社工在基层社区(村)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推动成立专业社会工作机构,进行社会工作服务购买,以多元主体合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三区”计划社工同时探索了“三社联动”的模式。在基层社区党组织领导下,“三区”计划社工重点围绕培养社区骨干,提升其参与意识和能力,促进社区自组织发展和能动性发挥,挖掘村庄内生动力等方面着力,积极与村/社区“两委”联动,促进社区互助体系搭建,畅通并建立和完善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机制,这些都大大增强了村/社区内部活力、内生动力和主体性。

  “三区”计划在回应社区居民需求及社区治理需求的同时,也需要回应因自然灾害带来的对社区环境及生活的危机。由于云南省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地质构造,加之山多、陡坡及降雨等,决定了云南是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震等地质灾害频发与多发的地区。

  “三区”地区也多处于地质灾害多发地区,有专业的社会工作力量参与灾害救助,能够有效协助受灾居民应对灾害带来的危机。并在随后的灾后重建过程中,通过“三区”项目由选派社工协助本地潜在的培养对象,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帮助受灾居民及社区重建房屋、重建关系,从救助走向增能式的发展,以社区营造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及主体性共同参与乡村治理。

  “三区”计划持续开展,有助于链接省内外各类慈善资源,扩大社会工作的影响力与居民的获得感。如,链接各级政府及民政、妇联和团委等部门的资源,实现中央财政资金、福彩公益金等不同来源资金的联动;链接社会慈善资源,如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壹基金、爱德基金会等,弥补项目资金的不足,丰富社会工作服务的内容;链接高校大学生志愿者资源,开展支教支农等社区志愿服务;链接爱心机构、爱心商家、爱心人士资源为特困群体提供物资或资金援助。

  本土化的专业探索与发展展望

  “三区”计划的社会工作者在云南本土的实践,回应了国家战略部署中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面临的不同挑战,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专业实践。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通过“三区”计划推动的社会工作人才与社会组织发展,使得社会工作的云南实践更加的深入广泛。

  “三区”计划回应了社区(村)中服务需求最集中的群体,社工将各类群体看作是有潜力改变且有能动性的个体,相信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这些群体都有自身所具有的优势,不仅成为服务对象的支持者,也是他们的合作者,更是改变生活状态的同行者。

  “三区”计划以专业且系统的社会工作实践为核心的推动。选派社工与在地培养社工在实践中不断将专业伦理价值、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回应社区需求的同时,提高服务效率,改善服务方式,总结服务路径。

  “三区”计划从培养人才的专业性为起点,在过程中推动人才“扎根”本地成立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使得服务有阵地,人才有归属,发展有系统。在推动人才成长的同时,合理有效地推动区域社会工作行业的生态发展。“三区”计划在社区(村)里为困难群体织起的安全网,为社区居民搭起的参与台,逐步为基层社会治理增加了重要的社会力量,探索基层社区充分发展的创新路径,结合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双重需要,满足不断出现的新的社会需求和问题,回应不同群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同时,由于“三区”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需要、发展条件和环境与发达地区有所差异,相较于多服务于“城市”的社会工作而言,面临更多新的挑战。

  首先,“三区“多属边疆民族地区,在介入和干预策略上,需要社会工作者有更高的文化敏感性。加之多民族的杂居融合,对社会工作者的文化理解力和整合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三区”大多是收入较低、公共服务匮乏的地区,“三区”社会工作不但需要进行社会救助,通常还需要协助当地社区(村)来组织互助性的公共服务,推动居民参与经济发展等。

  最后,由于缺乏专业人才,“三区”的社工人才培养不能简单地以学历来作为选择人才的必要条件,而是需要培养具备一定社会工作能力的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在补足专业人员缺口的同时回应购买服务经费有限的现状。

  九年来,在“三区”计划支持下的社会工作者们始终秉承着对社会前途和远景始终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持续不断地通过专业实践和服务关注“三区”群众的感受、需求及发展,协助“三区”群众在社区(村)的生活中彼此宽容、相互支持和相互依赖,并进一步推动了“三区”的社会进步。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城乡社区社会服务、社区治理等方面的创新的经验,也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发挥更大的作用。(作者:卢思含、兰树记、胡燕,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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