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孤岛”中的难民救助与地下动员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爆发，使大量上海市区及郊区民众流离失所，沦为难民。他们赶赴中立的租界寻求庇护，为了安置难胞，租界内各慈善机构纷纷组织建立难民收容所开展救济。与此同时，刚刚完成组织重建的中共江苏省委，意识到难民工作可以作为抗日救亡与发展党组织活动的突破口。因此，省委专门组建难民工作委员会，意图通过渗透慈善组织、构建教育网络等策略，将人道主义的难民救助转化为群众政治动员的实践。难民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们以教师、医生等合法身份为掩护，在难民群体中开展阶级启蒙与抗日宣传，并秘密向新四军输送千余名兵员，实现了生存救济与革命力量积蓄的双重目标。

　　战火中上海“孤岛”里的难民潮危机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在敌人的侵略炮火下，大量职工、工人及其家属沦为流落街头的难民，他们从闸北、虹口、江湾、杨树浦、南市和近郊一带，涌向租界避难。随着战区逐渐扩大到昆山、嘉定、太仓等郊区县，更多的民众家破业毁，沦为难民。据调查，到十月初，上海附近的难民总计达一百三十万人。当注意到租界不会遭受日军攻击后，不少难民都认为此地安全，纷纷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高峰时达七十万人左右，租界人满之患。为了维持秩序，租界当局紧闭各个进口处的铁门，只开放较狭窄的通道，并缩减每日开放时间，因此，难民们蜂拥在铁门外，争相夺路，老弱者甚至惨遭踩死。

　　随着战区的扩大，涌向租界的难民不断增多，难民中绝大部分是工人、店职员、农民及其家属。无亲可投的难民们进入租界后，或游荡在街头，或就地坐卧露宿，马路边、弄堂口、屋檐下，到处都是难胞的身影。据战后统计，每日冻馁而死者超过一百人，儿童死亡数每日达二百名左右，上海慈善机构普善山庄在淞沪会战爆发后的1个月内，于租界周边收殓的难民尸体就有1.3万具。因此，如何安置战区难民成为当时严峻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一人道主义危机，上海各界爱国团体和一些国际救济组织不惧日军的军事恐吓，纷纷参与其中，红十字会、红卍字会、同乡会、教会等各种国际、国内慈善组织，经爱国人士的倡导推动，在租界及周边区域成立了一批难民收容所。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在上海召集各慈善团体组织负责人屈映光、吴大琨等人，在仁济堂组织成立了“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即慈联会）。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上海社会局负责人潘公展开始派遣人手主持该会工作，试图控制上海的慈善界，然而表现令人失望。为了安置好已经送到仁济堂的难民，赵朴初和同为慈联会常委委员的吴大琨举了一面红十字旗，带着大批难民从云南路转到西藏路朝北走，先到宁波同乡会安置一批，再转入北京路在金城大剧院（今黄埔剧场）安置一批，由此，慈联会一夜之间设立了十几个临时收容所。从1937年8月到1940年上海秩序恢复，慈联会前后设立了五十多个收容所，收容难民达50万人次。

　　随着难民的不断涌入，除了慈联会，还有上海市救济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国非常时期救济委员会上海分会）、国际救济委员会以及各地同乡会等团体，都在租界内办起了难民收容所，协力开展难民救济工作。在战区附近，慈善团体救护难民的卡车就达40辆。而因战事被迫关门停业、停学的戏院、旅店、银行、仓库、学校，全部被临时征为收容所。1937年底，设立在公共租界里的难民收容所有154处，并有临时难民医院7所，加上设立在法租界的收容所，累计数目达200多个。

　　另外，不在租界范围内的南市方浜路、民国路（今人民路）地区，因为聚集了大量被关在租界铁门外的难民，而被辟作难民区。租界周边区域的公共建筑、寺院庙堂、机关、学校全被用来临时收容难民。1937年11月，累计设立了104个收容点。至1937年底，租界和南市难民区的收容所总共有300多个，所内难民合计约50万人。在难民吃穿用度等给养工作上，均由各慈善团体自行筹措资金，但不少团体经费来源有限，救济难民的开支浩繁，实在难以维持，于是各团体商请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担负开支。这一委员会以筹募款项、调节救济工作为工作使命，慨然承担了各收容点的开支，自1938年1月起，负担了155处收容所、十二万九千余难民定时的给养工作，而收容所内的其他工作仍由慈善团体负责。据红十字会统计，每月需募集60余万元以覆盖难民口粮、衣被、医药等开支，为此，上海各界人士慷慨解囊，银行业、未停工的店职员和工人们等纷纷响应号召，捐物捐资，维持了租界的难民救济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难民收容所中的组织发展策略

　　大批的难民收容所，既是战时群众集中之处，也是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场所。中国共产党意识到难民不仅是救济对象，也是潜在的抗日力量，在对其进行救济、收容、给养等工作时，也应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发动他们参与到抗战阵线中来。因此，难民工作成为战争爆发后中共在上海群众工作中的一项紧迫任务，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面对上海难胞的呼声，中共迅速做出行动：中共中央在战争爆发前，为重建中共江苏省委，就已派遣刘晓于1937年6月下旬抵达上海，负责组织筹建工作。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租界“孤岛”成立，领导上海市以及京沪、沪杭两条铁路沿线城市党的地下党组织工作，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成立不久的中共江苏省委，立即重视上海难民问题，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指示，决定集中力量到难民收容所开展工作，将难民救济视为救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向上海地下党发出指示：“在饥寒交迫中的几十万被难同胞，他们由于实际生活所增长起来的极度抗日情绪，我们要根据他们的不同阶层、不同要求，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并且争取他们里面的优秀分子到抗日团体和党里来，这是目前重心工作之一。”到难民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发展党组织成为中共江苏省委的一大工作方向。

　　鉴于租界及附近区域难民数有70万人，1937年12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难民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难委”）。难委作为特殊时期的特殊单位，直到1939年12月上海秩序恢复，难民收容所逐渐关门后，难委才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改为难民工作总支。至1940年夏，难民工作总支活动停止。两年时间里，难委作为新建立的党组织，党员人数从无到有，累计发展党员390名，难委书记先后由黄浩、陈茹、汤镛、周克四人担任。

　　为了加强在难胞中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同时也为了保障组织安全，中共需要派遣地下党员潜伏进收容所开展工作，潜伏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派遣一批党员通过进步人士的关系，安插到难民收容所当管理员或者当难童的教师。在这些进步人士中，对中共潜伏工作贡献最多的是慈联会的赵朴初，他以佛教居士的身份，在慈联会下属的各难民收容所中推荐了一大批中共党员担任负责人和管理人员，极大便利了难委的工作。当时，赵朴初认为，难民工作不是单纯的救济工作，而是整个抗日救亡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挑选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人来参加，因此他与中共方面进行接触，向慈联会推荐了周克、朱启銮、刘平若、丁瑜、陈良、梅达君、吴宝龄、王珍、孟一如、马翔如等中共地下党员到各收容所进行管理工作，被悉数接收，之后，慈联会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由朱启銮、刘平若两名党员介绍，经赵朴初保荐而来，大大降低了难委的工作难度；第二，一部分党员则以难民身份混入难民中进行工作。这部分党员很多都是国共合作后，刚刚从监狱中被释放的老党员，例如淞沪会战期间，法租界卢湾区监狱释放了一部分政治犯，基本是共产党员，送到了慈联会的难民收容所，在所内地下党员的协助下，就地开展群众工作。他们的工作方针是：大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谨慎发展党员，为即将到来的恶劣形势打基础。由此，上海地下党顺利地潜伏进各大难民收容所，而“到难民收容所去工作”一时间成为中共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重要行动口号，这也为后续的宣传动员工作打好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难民收容所中的宣传动员工作

　　刚刚重建的中共江苏省委虽然党员数极少，但中共抗战到底的口号，在租界内外均受到民众的支持与拥护，除了少数汉奸外，连国民党一贯强硬的反共分子也能接受。因此，中共在难民中开展公开、半公开的宣传动员工作相较于其他革命时期，更为便利与安全。依照省委的工作指示，难民工作委员会向所属党组织制定了七项宣传动员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三项是难民中的教育、党建和支前活动。

　　第一，难民中的教育。地下党员在难民尚未离开的时间里，利用收容所人员密集的特性，对难民、难童集中进行抗日教育和阶级教育，激发难胞的爱国抗日热情和阶级觉悟。当时住在难民所的群众，主要是农民、失业工人、职员，阶级成分较好，对抗日教育、阶级启蒙教育的接受度高。孤岛时期，上海各难民收容所均建立了管理机构，一般正副主任下面设立管理组、给养组、教育组，其中潜伏地下党员最多的是教育组。以慈联会下属慈愿、大慈、慈兴三个大收容所为例，管理人员达80人，中共会在这些干部中组织读书会，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周克、黄浩等难委领导在收容所中被尊称为“教授”，他们为难胞、难童们编写教材。每逢“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会战纪念日，中共会组织难民小组座谈会，并同步举办报告会、讨论会。除了文化教育，中共还组织了很多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的娱乐活动来教育难民，推动租界“孤岛”中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第二，难民中的党建。党员们在难民中秘密建立党组织，发展一批积极分子入党。中共中央在1938年3月就向各级党组织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党的组织是必要的。”因此，大量发展党员，成为中共江苏省委和难民工作委员会当时最迫切的任务。在两年的收容所工作中，难委领导地下党员在失业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集中的难民收容所，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不仅提高了他们抗日救亡的信心和决心，而且在难民中培养、教育了积极分子，发展了共产党员，壮大了革命力量。难委从事难民工作的共产党员，从开始时“借”自其他单位的三四十人，发展到300多人，在20多个难民收容所中建立了党支部，并领导更多的积极分子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

　　第三，难民中的支前活动。难委积极动员难胞中的壮丁到皖南新四军参加抗日斗争活动。动员难民中的积极分子去参加新四军一直是难委工作重心之一，两年时间里，难委先后支持了三批青壮年积极分子前往皖南。当时，由于租界内形势复杂，向皖南输送青壮年难民存在很多困难。针对这些困难，难委做了大量工作：一是通过赵朴初等民主人士在租界上层奔走推动，呼吁“移民垦荒”，这受到了租界当局的欢迎。路过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也以垦荒的名义，公开合法地要求通过。二是在难民所中，中共的公开口号是“移民垦荒”，以争取慈联会等慈善机构的同情与放行。对移民垦荒的对象，中共也做了深入细致的个别教育动员工作。这些个别动员工作是由党支部布置党员在积极分子中物色合适人选，分工包干进行的。三是统筹规划行动步骤，确保人员抵达皖南。中共事先将接受动员去新四军的人员进行编组、编队，建立了沿途的组织指挥系统。设立多个集中点分批集结，为每人发放衣物、难民证，检查行李并规定相关纪律以应对盘问，同时搭配少量老弱妇孺以符合“移民垦荒”名义。难民收容所动员工作极大地支持了新四军的抗日斗争活动。

　　考虑到难民的流动性，除了宣传教育、发展党员与动员参加新四军外，难委开展的另外四项工作是：积蓄一批力量，输送到租界和日占区的工厂，作为上海社会秩序恢复、工商业复产复工后，开展工运工作的基础；组织一批农民回近郊区，开展近郊区工作，为中共江苏省委所属的近郊区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打下基础；有计划地分批输送青壮年积极分子去苏州、常熟、太仓、江阴、无锡一带，发展地方团体、组织，为中共江苏省委所属郊县工作委员会开展工作做好准备；通过难民工作，广泛开展上层统战工作，采取合法形式，为难民募捐，筹办难童教育，开展生产自救等最广泛的社会活动。

　　（摘自《扬州职业大学学报》2026年第1期，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