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廷:“中国奥运之父”的人道情怀

  

王正廷

图为1935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颁发的一张会员证书,落款会长即为王正廷

  说到奥运史,中国‘顾拜旦’——王正廷的佳话流传至今。这位强调以体育‘卫国’的传奇人物,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游走于奥林匹克运动与国际红十字运动之间,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把中国体育事业推向国际舞台,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更是全面抗战期间的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领导中国红十字会广泛开展战时救护工作。

  首开先河

  开展奥运外交

  王正廷(1882—1961),字儒堂,号子白,奉化金溪乡税务场村(今属白杜乡)人,民国时期外交专家、社会活动家、著名体育家。历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副议长,北洋政府工商部次长、外交总长、代理内阁总理等职,南京国民政府期间曾任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

  王正廷1910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11年留学回国后,王正廷开始关注和参与中国体育事业。当年国际奥委会菲律宾籍委员瓦加斯来华考察体育,与王正廷相识,随后一起联络东亚各国,发起组织远东体育协会,每两年一次轮流在东亚各国城市举办远东运动会,被后人视为“亚运会”的前身。王正廷也自然成为了现代亚运会的创始者之一,载入史册。

  1915年第2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运动会,社会各界为之注目。但当时正忙于做皇帝梦的袁世凯及其政府无暇顾及,筹备运动会的重任只有落在会长王正廷身上。

  尽管如此,王正廷并没有退缩。他四处筹资,最终使运动会如期举办。比赛结果,中国运动员取得锦标第一的好成绩,使国民为之振奋,更引起了全社会对体育事业的关注。可以说,王正廷为中国体育走向亚洲和亚洲体育事业做出了独特贡献。

  1922年,国际奥委会选举王正廷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这是国际奥委会上第一位中国委员。

  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我国原本不想派选手参加这次比赛。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伪满洲国”,为了骗取世界各国的承认,竟然电告国际奥委会,拟派刘长春、于希渭作为“满洲国”选手参加奥运会。于是,举国一片哗然,刘长春也予以拒绝。最后,由张学良将军个人出资,拨付8000银元,赞助刘长春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比赛。

  王正廷获讯后大喜,利用自己是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身份,与张伯苓等共同努力,几天之内就向奥组委申请办妥了报名、签证等一切手续,并安排刘长春等在上海食宿、训练。

  1932年7月8日上午,黄埔江畔新关码头人头济济,数千人早已挤得水泄不通。奥运代表团欢送仪式暨授旗典礼在码头浮桥上举行,王正廷博士偕夫人到场。王正廷右手执国旗及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旗各一面,用静穆庄严之口吻对刘长春训话:“我国此次派君参加世界运动大会,为开国以来第一次,实含有无穷之意义,予今以至诚之心,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授旗与君,愿君用其奋斗精神,发扬于洛杉矶市奥林匹克运动场中,使中华民国之国旗,飘舞于世界各国之前,是乃无上光荣也。”

  1936年和1948年,王正廷均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总领队,率团先后参加第11届和第14届奥运会,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和体育外交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壮大实力

  广泛征求会员

  王正廷与红十字的缘分也由来已久。

  早在1918年美国红十字会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征求赞成员,为一战伤兵筹募捐款时,王正廷就是发起人之一,亲自担任征求团长。其后,他一直关注着国内外的红十字事业,1933年正式出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连任两届,历时十年。

  王正廷出任会长之际,抗日战争已经打响,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任务加重。然而,经费短缺、救护人员缺乏严重制约着中国红十字会战场救护业务的开展。1933年12月,王正廷等人呈请内政部核准红十字会开展征求会员运动。在得到内政部“批令”后,1934年3月1日,中国红十字会发起第一次征求会员运动。但此次征求活动效果不佳,距离期望的目标相去甚远。

  1935年8月1日起,中国红十字会举行第二次征求会员运动,打出“为国人谋福利,为国际增光荣”的口号,由王正廷担任征求会员委员会委员长。为使各界人士了解征求会员的实际情况,王正廷亲自向新闻界报告征求会员情形。此次征求会员运动前后将近一年之久,成绩显著。

  联合各方

  支持绥远抗战

  1936年初,国内已是战云密布,中国红十字会决定成立设计、救护、经济三个委员会,积极筹备全面抗战救护工作。

  11月15日,绥远抗战爆发。18日,中国红十字会与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联合组成绥远剿匪慰劳救护会,征集物品,筹募捐款。19日,中国红十字会经济委员会成立,以王正廷为主席,“筹募救护经费,刻不容缓”。11月30日,因绥远“受伪匪之扰,生灵涂炭,尤值此天气严寒,官兵在冰天雪地中卫国抗战,人民又受冻馁之苦”,中国红十字会又与中国救济妇孺会、中国济生会、中华慈幼协会等团体联合成立上海各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组织救灾。

  另外,鉴于绥远战线救护车辆不敷应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合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道路协会发起了筹募救护车运动,于12月15日邀请上海市各大汽车公司在青年会举行茶话会,由王正廷向与会者报告绥远战地环境、救护状况,提出征集汽车若干辆送交红十字会,“专作救护伤兵之用”。三团体为此还成立了购车委员会,决议购车办法,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与此同时,1937年1月1日至2月28日,中国红十字会开展第三次征求会员运动,各界人士纷纷加入红十字组织,支持绥远抗战。

  公开透明

  推进募捐工作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12月6日,红十字会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以王正廷为主席,以林可胜为总干事,展开各项救护工作。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红十字会救护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1939年2月,正值抗战的紧要时期,总会在香港举行全体理监事大会。会上,王正廷对红十字会过往的救护工作表示肯定,向在危险环境中坚持为红十字会服务的人员表示感谢,并从组织、联系、合作等三方面指出红十字会战时工作的不足,建议红十字会加强与其他团体的合作,尤其是与政府有关机关合作;加强宣传,让国内人士、海外华侨都能了解红十字会工作;每月公布一次账目,明细收入与支出,公开透明,让国内外人士知晓。“凡任何团体,最重要者,为本身之健全。”王正廷强调。

  1939年4月,根据第22次全体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总会总办事处在香港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改组,仍以王正廷会长为主席,并启动救护委员会、购料委员会等各机构的改革,增设分办事处、流动治疗队等,在健全组织的基础上扎实推进战时救护工作。

  卸任犹念

  倡导“10万会员运动”

  1941年,为“从全面策动”,中国红十字会提出举办红十字周,“征求会员,推进会务”,更好地开展战时救护工作。

  王正廷对举办红十字周给予大力支持。1941年第一届红十字周期间,他发表题为《为什么要举办红十字周》的文章,希望通过举办红十字周,“使全国民众人人做红十字会会员,人人替红十字会服务,人人输财输力来协助红十字事业,造成红十字会的光荣记录”。

  1942年第二届红十字周期间,他在与记者的会谈中,明确此次红十字周以宣传和征求会员为中心工作,并发表题为《最近本会对于抗战之贡献》的长文,将红十字会所办前线救护事业、后方医防工作、战时救护侨胞、分会组织建设情况公之于众,欢迎和鼓励同胞加入红十字会,“群策群力,为人群谋福利”。

  其后,即便卸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职务,王正廷仍对会员征募工作充满热情,并在1944年上海市分会征募大会上提出10万会员运动,“希望国人今后能踊跃加入红十字会,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如今,当世人追忆这位“中国奥运之父”在中国体育事业中的丰功伟绩时,不应忘记他在近代中国的屈辱与磨难中,满怀仁心,投身于人道事业,为战时救护工作指路领航。

  (据上海市红十字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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