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福与晚清义赈制度的创立

 谢家福办赈信函

　　谢家福是晚清时期我国民间慈善事业中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他发起、组织和参与领导了近二十年全国性的慈善救济活动，为当时最典型的民间慈善组织——义赈组织的运行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和规范，成为全国民间筹赈的中枢。谢家福主导创立的晚清义赈制度，既包括宏观层面的三位一体的义赈组织制度，也包括微观层面具体保障义赈组织运行的募捐制度、宣传制度、公信制度、局厂制度、褒奖制度等。这些制度对于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慈善组织运作都具有范式意义。

　　全国义赈事业的劈划者

　　谢家福生于江南慈善世家，受到江南慈善文化背景和家庭行善传统的影响，对慈善事业素来极为关心，其父逝世后，更是秉承其父遗志，视发赈行善之事为己任。

　　1876年，30岁的谢家福与苏州的乡绅留养了一批江北灾民，从此跟义赈事业紧紧相连。同年，华北五省发生罕见旱灾，即中国近代史上最大、最具毁灭性的灾难——“丁戊奇荒”，灾民有一亿六千万到两亿，占全国人口总数四分之一以上。当时，清政府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等，无力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灾荒。而外国传教士则在山东开展救灾，出于民族爱国情感，谢家福等人率先开创民间筹款、民间发赈的义赈模式，带着江南士绅所捐银钱、药品等长途跋涉两千多里，到山东青州开展赈灾。

　　1878年，谢家福主导苏州桃花坞协赈公所工作，推动民间义赈组织的发展。

　　到1879年闰三月中旬，河南义赈行动大致结束，丁戊奇荒也近结束。据谢家福统计，到河南助赈的江南同仁有110人之多，共募捐赈款450000多两，其中以谢家福为首的苏州解交了28800多两。谢家福等江南绅商直接参与的苏北、山东、河南等地赈灾，是历史上第一次跨地区民间义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1876年至1895年间中国最主要的义赈组织中，谢家福的地位、贡献和影响力可谓厥功至伟。从1876年义赈开始，谢家福即联系浙江、江苏与上海等地绅商筹资办赈，居于中心地位。1878年和1879年，谢家福以苏州桃花坞为中心，与上海协赈公所的经元善、新太古公司的郑观应共同领导了当时全国的义赈工作。1881年，谢家福参与管理的中国电报局系统加入办赈行列，使义赈组织出现重大转型，江南各地义赈组织逐渐走向联合。1887年，上海各主要义赈组织为救赈山东、直隶水灾组成董事会，共同办理全国赈济事务，而由谢家福总集成。1893年，谢氏又以住所桃花坞为中心办理全国义赈，掀起当时全国义赈事业的一个小高潮。

　　可以说，从1876年全国性义赈之始，到1880年代晚清义赈的高峰时期，以至1890年代中期晚清义赈的衰微时期，谢家福几乎无役不予，尤其在义赈事业的中前期，更是起到了创设制度、引领风骚的作用。

　　所创义赈组织及其管理

　　在晚清义赈事业中，谢家福所付出极大心力并取得重大积极贡献的一个方面就是创立了各项义赈管理制度。谢家福十分重视义赈组织的制度建设，从义赈组织的草创到其成熟，这一理念一以贯之。

　　在宏观层面，谢家福与其他慈善家一起创立了中国近代义赈组织运行的三位一体式制度框架，即依托机构、筹资机构和派出机构。在创立之初，江浙与上海一带的地域性乡土慈善家可能还没有义赈的成熟概念，也没有对义赈组织的宏观架构，仅仅是基于民族与爱国情感去救助同胞，各机构间的区分尚不十分明晰。迨1878年上海协赈公所成立之后，三位一体的办赈模式和运行体制才逐渐形成。这三大体系之间，各有独立主体，各有其职责，但是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与协作共同保证了义赈组织功能的实施。

　　所谓依托组织，主要是指义赈组织所依靠的某一传统或近代的慈善组织和经济组织，由这些组织为义赈组织提供办赈的人员、活动的场地以及部分的办赈经费，关键还提供了筹款和办赈的组织资源，包括该依托组织的分支机构，以及其社会公信力等。依托组织的典型代表有上海果育堂、中国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中国文报局、耕记丝栈、上海丝业会馆、上海与昌丝栈、上海高易会馆、上海仁济善堂、上海申报馆、上海源通官银号等，这些机构的经济色彩以及社会公信力都很强，义赈组织都是依托这些机构而建立的。

　　所谓筹资机构，就是依托前述这些机构，运用这些机构的场地和部分经费并由该机构的高层领导人员主持的善款筹集和居中调处机构。表面看，筹资机构没有独立的场地和人员，但是它的成立需经官府备案承认，有自己的经费收支往来账务，有独立专门印信，有明确的工作职责等，因此它是独立的机构，只是居于依托机构之中而已。这很像当代一些机构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模式。

　　所谓派出机构，就是由筹资机构挑选、委任人员到灾地去具体办理勘灾、放赈、救助等事务所设立的抚教局、收养局、粥厂、助赈局、施药局等机构。这些机构是义赈组织救助灾民的最前沿。上述三类机构紧密联系，有机协作，共同完成办赈事务。

　　谢家福在义赈组织宏观管理领域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将当时散处苏州、上海、扬州、镇江、杭州等地的义赈组织，逐渐向上海集中，并且最终形成了由一家实力最为雄厚、影响最大的义赈组织作为当时各地所有义赈组织的领导中心，通过董事会的形式统筹办理义赈组织的筹资、放赈工作。

　　1881年，中国电报局在上海成立，在镇江、杭州、苏州等地也率先建立电报分局，而该系统的领导人士，正是之前办理义赈的各地领导人，谢家福便依托该系统将当时的义赈中心集中到上海陈家木桥电报局筹赈公所。

　　1887年河南黄河决口，该年10月上海电报局负责人谢家福决定办理豫赈。他联合沪上全部义赈组织会商，制定了豫赈联合办理条例。条例主要内容有：在上海电报局设立豫赈办事处作为义赈最高领导机构;办事处采用董事制，设董事七人，由沪上各赈所领导人组成;小事由董事谢家福拟稿处理，大事需董事会讨论决定;办事处制定统一格式筹集善款，并共同选派义赈慈善家赴河南办赈等。至此，义赈组织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一元化科层管理体制，即由最高领导机关豫赈办事处负责统筹、调度、安排全国性的义赈救济事务，其下则由位于上海的义赈组织具体负责各项办赈事宜，在最基层则是由各义赈组织统辖的遍及全国的筹资分支机构，这种一元化、科层管理模式能够最大化地凝聚整体的力量，提高工作效率，并且这种既统一又分立、既联合又分工的义赈管理模式对于同一时期多地灾害的救济将更加灵活、便捷。

　　创设义赈微观管理制度

　　谢家福对于义赈组织的宏观管理问题多有劈划，且对微观层面的管理制度也多所用心，他创制了募捐、宣传、公信、交涉、局厂、褒奖等各项制度。

　　所谓募捐制度，即由主事者书写劝捐文启，绘制宝塔以及灾地疮痍、灾民流离失所等图画，雇用刻工，雕版印刷，制成募捐文册。如在华北五省救赈之时，谢家福就以桃花坞为中心，相继印刷了《东赈塔捐文册》《河南奇荒铁泪图》《河南福幼图》《河南比离啜泣图》等募捐册。然后，主事者同仁将募捐文册分头散放求捐，并拜请外地之亲朋好友代为劝募，捐款、捐物统交给募捐中心，并发给捐款凭条，以为资信。

　　宣传制度是晚清义赈组织具有近代化特色的一个显著标志。由于办理义赈的核心人物都有与西方交往的经历，对西方先进文化多有接触、习练和接受，因此，在办理义赈的过程中也就自然地运用了近代西方传入中国的先进传播工具。谢家福等人充分利用了上海的现代媒体，以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申报》为中心，将救赈的募捐文启、灾地被灾情形、办赈过程、资金募集情况等内容都刊布于报章之中。其目的，就是借现代报纸之力广为宣传，获取更多民众支持。谢家福创制的义赈宣传制度，除在报纸上公布办赈直接的信息之外，还发表一些西方办理公共慈善事业的经验和做法，并将办赈同仁聚会、生日、逝世等消息公布，通过宣扬慈善家的行为和精神传达向善之心，激励更多国人参与其间。

　　公信制度是民捐民办慈善组织十分重要的一种制度，也是一种传统的慈善制度。在义赈出现之后，公信制度也有了新的发展。义赈时期的公信制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环节。首先是在捐款人捐款之后，筹赈组织即发给捐款人一张写明捐献数额的捐款凭条，以资核对。其次是义赈组织将捐款人的名字、籍贯、捐献数额、收捐机构、经手人等信息多次发布在《申报》等现代报刊，一般是募捐一日即发布一次，每月将该月募捐信息发布一次，办赈结束后再总体发布一次。再次是按照传统习惯，每次赈事完毕，雇印书局印刷征信录。最后则是由灾地督抚将收捐、支出情况以及办赈、捐赈人员出力情况写成奏折上报朝廷，除汇报外，还为相关人员请奖。这种具有近代色彩的义赈公信制度也是由谢家福等慈善家创制并通行开来的。

　　交涉制度对于近代义赈组织的运行而言显得十分重要。这里所说的交涉制度主要是指民间义赈慈善家为办赈的顺利进行而与官府发生的一系列关系和活动。这一方面谢家福等慈善家也具有首创之功。义赈人士与官府交涉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安全保护。义赈慈善家携带大量金钱和粮食、药品等救灾物品赴衣食无着的灾区救赈，如果没有官方的保护将是不可想象的。二是减免相关费用。义赈开办过程中，交通运输、邮资、租税等费用都可申请完全免除或部分减免。三是提出办赈建议。例如谢家福在办理山东义赈时，即向青州知府、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及江苏巡抚、河道总督等人提出赎田、禁止贩卖儿童、以工代赈等救赈方案。四是请求协助推动救赈事务的进行。

　　局厂制度就是义赈组织的派出机构所开办的相关救赈设施的运行办法。在这方面，谢家福也作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在东赈四月余，谢家福即草拟了《收养弃孩章程(十二则)》《抚教局工役办事规条(十则)》《留养局日常管理章程(四则)》《青州同善堂章程(八则)》《抚教局章程(八则)》等项规章制度，为此后豫赈、晋赈以及其他灾赈办理积累了经验。

　　褒奖制度也是近代义赈组织一项重要的办理制度，它对于激励一般民众参与捐款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义赈组织的褒奖制度根据其办理人员和途径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由官府根据各地办赈和捐赈人员的贡献，上报朝廷，分别授予一定荣衔或者旌表其门楣;一是由谢家福充分利用《申报》等现代传媒创制的民间舆论褒奖模式。

　　谢家福是一位具有深厚传统儒家文化根底的爱国者，也是一位具有近代西方新知识、新思想的经济管理者。前者使他积极投身于晚清政府的自强自救运动，开企业、办学校，后者则让他从社会公共事务的层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积弊做出变革和救治，而义赈事业成为了他发挥的舞台，他的这一骄人业绩值得后人铭记。(据《西部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