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公益慈善

始建于宋代的苏州报国寺，至今依然有保留弘化社、义诊所等慈善机构

　　佛教的慈善理念

　　两千多年前，贵为太子的悉达多因不忍心看到众生所遭受的种种老、病、死等苦，出家修道寻找解脱一切痛苦的方法，最终证悟宇宙人生的真相，成就佛道。之后的四十几年间，释迦牟尼佛及其众多弟子，四处游历，随缘教化，救度众生无以计数。佛陀所讲无量经典流传后世，泽被众生，给无数迷茫有情指明了人生的方向和生命的究竟意义。

　　1.慈悲为本与智慧相摄

　　慈悲，按照佛教通常的解说，“慈”是慈爱众生并给予快乐，“悲”是悲悯众生并拔除痛苦，二者合称为“慈悲”。《大智度论》卷二十七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唐代道世法师在《法苑珠林》中说：“菩萨兴行救济为先，诸佛出世大悲为本。”

　　佛教倡行慈悲，并将其视为佛法根本。如《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说：“诸佛心者，大慈悲是。”《十住毗婆沙论》说：“诸佛法无量无边无尽如虚空，悲心是诸佛法根本。能得大法故，名为大悲。”

　　佛教还极力倡导学修智慧，慈悲与智慧结合才是完善的。唐朝贤首大师在《华严经探玄记》中说：“初，大智离过，不住生死;次，大悲摄生，不住涅槃。”这是大乘菩萨以出世情怀做入世事业的心智境界。佛教空有不二的甚深教义与慈悲济世的广博情怀，为慈善文化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

　　2.布施为首与五度相辅

　　大乘菩萨行以六度(又称六波罗蜜，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与四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为纲，勤修六度成就自利，广行四摄切实利他，自利利他融成一体。如《(八十卷)华严经》说：“六波罗蜜、四摄法出生大乘。”

　　六度、四摄皆以布施为首，可知布施是大乘菩萨道的首要，也是佛教慈悲济世情怀和因果缘起智慧的明显体现。《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说：“其布施者，于六度中最易修习，是故先说。譬如世间诸所作事，若易作者先当作之，是故先说布施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见诸有情贫穷所逼，不能发起无上信心、修行大乘种种事业，先施一切衣服饮食、房舍卧具、病廋医药，令心安乐，然后令发无上正等觉心，修行大乘种种事业。以是义故，六度彼岸布施为门，四摄之行而为其首，犹如大地，一切万物依之生长。以是义故，先说布施波罗蜜多。”

　　在实际布施的时候，如果能具备其它的善法来配合，特别是以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五度来辅助布施，可使布施更加清净、持久、深广、圆满，远离污垢和缺憾。

　　布施分为财施、无畏施和法施。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三种布施所造的业轻重程度不同，以法施最为超胜。财施、无畏施都是暂时的，只能利益一时，不能利益长久;只能利益一人，不能利益所有的人。法施，不但眼前能利益，长远更能利益;不但可以利益一人，还可以通过辗转传诵，利益很多人，乃至现在和将来无量无边的人。但也不是说只要法施就可以了，这取决于受施人的具体情况。一般来说，往往是先施人以财物和无畏，然后再施以法，以便帮助受施者能够自立和觉悟，永远脱离种种不幸之困扰。

　　3.报恩思想与成佛资粮

　　佛教主张依正不二、自他不二，万事万物都是息息相关，都于自己或现在、或过去、或将来、或直接、或间接有恩益。佛教倡导上报四重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三宝恩)、下济三途苦(地狱苦、饿鬼苦、畜生苦)，倡行慈悲不舍众生、智慧不拘一法，即所谓“普渡众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中国佛教界特别注重布施之比喻“福田”的义理，作为佛教徒，应该知恩、念恩、报恩。播散布施、供养之种子，则能结福德之实。

　　作为整体佛教，继承和发扬千年的善法传统，使之亘古常新、广度众生、推展十善，本身功德、意义重大，会累积更多的成佛资粮。圣者扭转业力要靠愿力，所有的佛菩萨都是先发大愿，然后去实践。当愿心成为生命的组成部分——真正的成佛资粮，善行的动力就会更强大。

　　报恩思想、广种福田、积聚成佛资粮的观念，对促进佛陀慈悲济世的精神和悲愿度众的愿力转化为公益慈善事业的世间行持，具有积极的意义。

　　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

　　佛教于两汉之际自印度传入中国，与儒道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华三大传统文化之一，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历史上，中国佛教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中国佛教寺院担负着学说机构、教育场所、图书馆、文化传播中心和慈善服务中心等重要角色;佛教僧侣成为知识与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当遇到自然灾害时，寺庙为广大民众提供衣食的庇护和信仰的依靠。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慈善事业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佛寺慈善活动的兴起和盛行。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寺院的慈善救济活动的范围非常宽广，特别在济贫救灾、施医给药等方面尤为突出：

　　济贫救灾。佛寺经常对贫苦大众进行布施，有时也专施给那些特殊的家庭和个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六朝时期，还创设了僧祗粟制度，僧祗粟属于官有物，由出家人担任监督或营运的工作，用做救济贫困及灾荒之用。

　　施医给药。魏晋之际，杯度、僧惠、佛图澄等僧人研习医学，医术高明。西域高僧佛图澄更是以医术神妙，取得统治者石勒、石虎的信任，劝其施行“德化”，勿滥杀;并藉医术在民间广为宣教。据《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称：“时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为医疗，应时瘳损，阴施默益者不可胜计。”杯度、僧惠在治疗眼疾、脚疾、头风、伤寒、难产等病症方面亦有独到之方。当时民间患病者往往有赖佛寺的医疗救助，而且医治痊愈的也很多。在瘟疫流行的时候，佛教徒们往往走出寺门，到疫区进行救治。同时还兴设“药藏”以供应所需之药品，免收诊资和药费。

　　隋唐时期，佛教慈善事业在延续前代已有的慈善活动时，又有新的变化和发展。寺院除了竞相对民众广布施舍，开展慈善救济活动之外，还开始在寺院内建立具有固定场所的慈善机构──悲田养病坊，是一个集赈恤、收养贫困者和废疾老人于一体的慈善机构。

　　唐代的佛教慈善事业还表现在济贫活动方面。如开元年间，五台山清凉寺开设粥院，在灾年周济贫民;由僧人和民间佛教信徒自愿结合而设的社邑济贫活动，也是唐代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邑除了供奉佛事外，主要是从事民间经济活动和生活互助。每逢丧葬、婚嫁等大事，其他成员纷纷解囊资助。

　　自六朝直至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界逐渐形成了“无尽藏”机构，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慈善基金会。直至延续为宋代的长生库、元代的解典库、日本的无尽会社等，都凸显出慈善基金会的形式和功能。

　　除上述所说，与佛教义理直接相关的慈善之举，在中国历朝历代也绵延流长，如涉及百姓社会日常生活的修桥铺路、开挖沟渠、植树造林、放生护生等各种民间公益事业，往往藉助寺院来发起或有僧人参与、主持。在灾荒或战乱年代，各寺院普遍施粥、施衣、施药、施棺等，为无依无靠的人提供避难之处。

　　太虚大师在民国时期提出“人间佛教”的发展方向，为汉传佛教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这种基于人间的佛教发展模式，并不是要引导世间的人都要信佛学佛，而是将佛陀慈悲济世的精神带到人间，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民众的和睦。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没有比从事公益慈善事业更好的方式了。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中国佛教呈现出崭新的风貌。以前会长赵朴初居士为首的中国佛教协会率先垂范，响应党和政府关于加强发展慈善事业的号召，将慈善事业作为佛教与社会沟通的最直接的桥梁与方式。如中国佛教协会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向修复长城、抢救大熊猫等公益事业资助;为大兴安岭林区遭受特大火灾的人民捐助;向云南省临沧、耿马遭受地震的佛教界捐助等。

　　进入21世纪，佛教界在延续传统中，找到更多为社会民众服务的契入点。在融入社会、服务社会方面，佛教界人士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佛教在公益慈善方面也有了多方位发展。

　　2012年由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为宗教界人士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不但明确了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意义、指导思想、工作原则、目标任务，还列举了从事公益慈善的主要范围、基本形式，以及可以享受的扶持和优惠政策等重要内容，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与可操作性。

　　中国佛教界近年来在救急救难、扶贫助弱、心灵关怀、环境保护、促进和平等公益慈善方面，都进行着深入实践与不断探索，中国佛教协会也在其间发挥着引领和导向的作用。比如：2008年四川5·12汶川特大地震，严重的灾情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中国佛教协会闻讯立即号召全国佛教徒行动起来，全面配合党和政府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各尽所能，积极参与到灾害的紧急救助当中，向灾区人民伸出慈悲、关爱、援助之手。据不完全统计，海内外佛教界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超过两亿元。包括2003年非典疫情、2004年印尼大海啸、2008年南方冰冻雪灾、2010年玉树地震、2011年日本海啸、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等灾害发生时，中国佛教协会都在第一时间发动、号召全国佛教四众弟子伸出援助之手，协助灾区渡过难关，不仅祈福回向、捐赠钱物，僧人、信众、志愿者还亲临灾区，发放物资、陪伴灾民、心灵辅导等，真正发挥佛教慈悲济世精神。

　　随着寺院经济的壮大和弘法活动的开展，各地佛教界在积极从事慈善公益事业过程中，许多地方还成立了各种形式的慈善功德基金会。佛教慈善团体在社会各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家有难、人民有灾时，勇于担当，传递慈爱力量。

　　(据中国佛教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