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租界华人慈善事业的空间扩张
上海开埠后，英美租界与法租界迅速崛起为城市重心，传统老城厢在城区面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则开始相对衰落。在此过程中，上海本地士绅与外来华人移民依托老城厢的慈善组织与资源，通过众人接力和代际传承方式不断向租界拓展慈善救助事业。本地慈善家与外来华人移民通过在老城厢、租界及闸北新城区慈善组织中的交叉任职，编织起一张庞大的慈善网络。
“接着办”与“照着办”：华人慈善在租界的扩展
上海租界建立后，上海老城厢传统慈善组织几乎是紧跟着租界的扩张步伐而不断拓展在租界内的慈善救济业务，并在坚守中不断学习外来的慈善理念和方法，不断进行组织调适和改组，以适应新的都市环境需要。
根据现有资料可知，晚清到民国结束，整个上海新建华人慈善组织至少245个。晚清时期，老城厢地区新建慈善组织最多，公共租界和乡镇亦建不少，法租界有2个，华界新城区闸北有5个。民国时期，公共租界地区新建慈善组织数量远远超过老城厢，但老城厢地区慈善组织的数量依然多于法租界和其他乡镇，闸北区的慈善组织在这一时期也有发展。法租界在1914年最后一次大扩张后，在20世纪20年代迅速繁华起来，因此这一时期法租界新建了不少慈善组织。
租界在短期内迅速兴建的大量华人慈善组织，与老城厢传统善会、善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860年，英租界建立了第一个华人慈善组织同仁保安堂。其创办缘由是因为租界“未有善堂收埋毙尸事宜”，因此由同仁辅元堂任之，但由于城墙和壕沟阻隔，且距离较远，“报殓需时”，又由绅商创设同仁保安堂，与同仁辅元堂分工办理慈善事业。
同仁永善堂是公共租界比较早的综合性善堂，创办于同治八年，由王承绪、同养信、郑增华等奉上海县令之命设立，设有南北两堂，办理施粥、恤嫠、赡老、义塾、施衣、施米等十项善举。
闸北新城区较早设立且影响比较大的慈善组织是同善粥厂，同样由来自老城厢的果育堂和普育堂董事联合创办。新普育堂是另一个典型例子。1912年3月，果育堂、普育堂等老城厢12家慈善组织在同仁辅元堂商定成立上海慈善团，“酌盈剂虚”，统一管理所有老城厢慈善产业，统一规划办理各项善举；并商定成立新普育堂，集中办理收养穷民无助者以及施医给药等业务。新普育堂在老城厢成立后，即开始积极拓展界外业务，在上海各城区和多个乡镇设立分支机构，基本上就是老城厢华人慈善组织走向租界和新城区的缩影。
这些慈善组织主要由上海士绅和外地来沪移民在新城区“接着办”老城厢原有的善举，基本上是将老城厢慈善组织“复制”到新城区，或者是设立新的分支机构。还有一类慈善组织则是外来移民仿照老城厢慈善组织的形式，在租界等新城区“照着办”善举；有些与老城厢慈善家群体合作创办新慈善组织，或者在新组织中吸收老城厢慈善界人士加入董事会等管理机构，继续“照着办”慈善。
设立于公共租界的仁济善堂是后一类组织的典型。仁济善堂建于1880年，举凡恤嫠、赡老、施米、施医药、施材、宣讲乡约、义塾、粥厂、义冢、掩埋、育婴、协赈等各项善举无不办理。到1931年，仁济善堂拥有地产和房产价值在上海主要慈善组织中仅次于上海慈善团。1928—1930年间，仁济善堂每年房地产租金收入高达8万余元，占其全部收入的80%左右。因此其慈善活动经费比较稳定且可靠，这也为其持续不断地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仁济善堂机构的完善和财产规模的不断增加，其影响力也与日俱增，逐渐发展成公共租界最主要的慈善组织。1927年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成立后，决定将会所设在仁济善堂。这既是对仁济善堂在整个上海慈善界地位的肯定，也象征着上海慈善事业的重心已经从城内转移到城北、从老城厢转移到了公共租界。
城市重心位移与华人慈善群体代际传承
近代上海民间慈善组织的主事人群体有一个明显的迭代过程，即从本地家族传承到外地移民精英主导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与慈善组织从老城厢向租界的扩张和发展几乎同步发生，其背后则是近代上海城市发展重心的位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城市精英阶层的代际传承。
1800年，在上海知县汤焘倡议下，上海地方士绅，也是老城厢著姓朱氏家族的朱文煜、号称“城西首镇”的法华镇士绅徐思德等倡设同仁义冢；1804年，上海士绅在城内药局弄购买乔氏房屋，正式设立同仁堂，司总、司事等多为上海本地人。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同仁堂创始人家族始终在管理人员队伍中占据重要地位。
1843年，上海梅益奎与海门施湘帆、慈溪韩再桥等募捐设立施棺栈。越三年，赁药局弄同仁堂后陆氏房屋设施医局，合局栈为一，定名辅元堂。因此同仁堂和辅元堂此时已经设到一起了，堂宇前后相连。
同仁堂办理恤嫠、赡老、施棺、掩埋、义学、助贫诸项善举；辅元堂主要办理施医、施棺、掩埋诸事，在业务范围上有重合。
同仁堂基本上是上海本地人所办，但辅元堂三位首倡者中有两位是外县人。辅元堂的梅益奎也参与同仁堂的管理工作。另外，在两堂的主要司事和司总中，最早响应知县汤焘倡议参与同仁义冢创设的朱文煜，其伯父朱朝坤后来成为同仁堂司总，其子朱增沂、增惠都做过同仁堂司赡老和司义冢的工作；其侄朱增龄又是辅元堂的司事。可见，主要由外地人组建的辅元堂成立后，上海本地慈善家群体积极加入，共同推进老城厢慈善事业的发展。
1855年，既是同仁堂董事，又是辅元堂董事的浙江上虞人经纬，将二堂“合而为一”，取名“同仁辅元堂”。同仁辅元堂，将二者名字都包含进新堂名称中，也意味着两堂是为了共同推进慈善事业而平等合并，显示出外来移民已经深度参与到老城厢慈善事业发展中。
1864年经纬去世后，其子经元善不仅继承了其产业，也积极参与上海慈善事业，继续担任同仁辅元堂董事，并在1877年协助老城厢另一家重要善堂——果育堂开展协赈活动。1878年，果育堂董事、老城厢世家代表之一的瞿世仁病故后，经元善又被推举为果育堂负责上海收解协赈款的主事人。
近代上海最重要的慈善家王一亭则是浙江吴兴人，他一生向善，积极创办或参与管理了众多的善会善堂，与之有关的慈善组织遍及老城厢、法租界、公共租界、闸北甚至部分乡镇；如果再算上通过其领导的上海慈善团和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资助和指导下的慈善组织，那就更多了。在王一亭发起创办或参与管理的慈善组织中，每一个组织的管理机构或董事会中都会有部分人员与其他组织重合，所以以王一亭为中心实际上织成了一张慈善家网络。
近代上海开埠后，城市经济主业逐渐从沙船运输、传统金融等向现代工商业和现代金融业转变；部分新兴的洋行买办在获得高额报酬的同时，果断捕捉商机，成功转身成为现代工商业者。他们在获得经济利润和社会地位的同时，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利用老城厢慈善组织和传统慈善文化，在租界和新城区积极推广中国慈善事业，并且一代代接力而行，呈现出明显的代际传承特征。
“交叉任职”与华洋竞争：慈善网络与社会整合
随着上海老城厢主要善会善堂不断向租界和闸北推进，善堂主持者们逐渐参与到租界和闸北慈善团体董事会，甚至成为主要领导者。1920年前后，同仁辅元堂总董、上海慈善团董事会主席王一亭先后出任仁济善堂副总董、总董，闸北普善山庄总董等。同仁辅元堂和上海慈善团其他董事如黄涵之、杨东山等人也纷纷进入租界和闸北其他大型慈善组织的董事会，或成为直接负责人。与此同时，仁济善堂、普善山庄、闸北慈善团等租界和闸北地区慈善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也积极参加上海慈善团等旧慈善组织的董事会，从而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1927年，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的成立，实际上将这些相互任职的慈善组织进一步联合起来，从而形成更为强大的巨型慈善群团，成为上海慈善界事实上的领导者。
在各大慈善组织主要负责人“交叉任职”的同时，上海主要慈善组织的负责人身份也在继续变化。同仁辅元堂组建后，虽然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出同仁堂创始人及其后代的作用，但更多与创始人没有任何关系的上海人及外地人参与该堂的管理。在租界，丝业商人如仁济善堂的施善昌、李秋坪等人一度在善堂管理上居于主导地位。随着现代工商企业和金融业的发展，金融业商人如严信厚等开始在仁济善堂等的经营上发挥主要作用。另外，进入民国以后，一批有钱有闲有身份有名望，且很多身兼诸多角色的著名人物，纷纷寓居上海，亦热衷于参与慈善事业。因而到民国中后期，各传统善会善堂董事会格局大多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一群体的身份、地位往往比此前那些善堂创始人或其后裔更高，也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加入各董事会后，使得这些善堂之间的联合更为可能，这也是1927年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成立的前提，同时也是战时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能够有效运转的重要基础。
华人慈善人士在各善堂的相互渗透和最终联合，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上海慈善界的团结与合作，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应对另一具有竞争性的对手——租界洋人。华人慈善家和在上海的绅商积极利用租界“未有善堂”的局面创办新的慈善组织，既是华人精英面对租界贫苦无依者的自然选择；亦是在一个全新的都市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激流勇进，主动参与都市建设的方式；更是在租界内与洋人开展竞争，维护新都市社会市容市貌和民族尊严的重要方式。
华人慈善组织与租界和洋人慈善组织之间，既有抗拒与竞争，又有学习、模仿与合作，同时还具有维护民族尊严的一面。租界诸多慈善组织的设立，直接缘于华人看到界内诸多不合时宜的现象，认为有碍观瞻，或于卫生文明不合，有损国人形象或予外人以话柄。
总之，新、旧华人慈善组织与华界、租界华人慈善组织主要负责人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交叉任职”，进一步增强了华人在近代上海都市化尤其是租界都市化进程中的影响力，也在与洋人的竞争中维护了自身的体面。
（摘自《安徽史学》2025年第6期，原标题《慈善网络与城市社会整合：近代上海租界华人慈善事业的空间扩张》，作者阮清华、梁羡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