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体育义赛的兴起及其社会效应（中）

　　政府部门：从缺位到主动参与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政局处于急剧变革中，政府慈善行政体系尚处于初创阶段，政府对于体育义赛的管理处于“缺位”的状态。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不同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积极参与体育义赛活动，给予了多方面的管理和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出台《捐资兴学褒奖条例》《监督社会慈善团体法》《社会救济法》等系列法规。同时，为推动体育事业繁荣发展，颁布《国民体育法》《国民体育实施方案》《民众业余运动会办法大纲》等多项法令，确立体育与慈善活动的合法性，并对场地使用、票务推销、筹款分配等进行规制。如1932年12月上海举办万国慈善赛马，在市政府市政会议的主席报告中指出“万国慈善赛马系为救济灾区而设，希本府同人对于奖票，设法尽量推销，以利赈务”。其赈款分配由市财政局直接监管，形成行政系统介入的保障机制。1943年5月，鉴于华北灾荒严重，南京军区篮球队与上海市政府协商举行义赛，市教育局专门成立筹委会统筹赛事，对参赛球队、球场使用、票价、售票等环节进行详尽安排，所得劵资，悉充赈灾善举。

　　不仅如此，政府官员还通过积极参与体育义赛的开球礼、拍卖、颁奖等活动，成为义赛的重要支持者。如1929年2月，中西慈善足球赛邀请时任工商部长的孔祥熙执行开球礼，王正廷夫人颁奖。1933年12月，中西慈善足球赛“吴市长亲自莅临，行开球礼。赛毕，由吴市长执行拍卖皮球，共充善举”。宋庆龄为争取外援支持中国抗战曾组织过两次足球义赛。1943年5月13日，宋庆龄组织发起赈豫足球义赛，并为义赛开球。据报道：“中外观众济济一堂，热闹非凡，筹赈效果颇佳。”由此可见，南京国民政府突破传统救济模式，实现了从传统赈灾主体向现代治理主体角色嬗变。政府官员也通过个人的影响力对赛事进行权威背书，提高赛事能见度，实现社会动员效能的提升，推动了体育义赛的成功举办。

　　体育界：从示范引领到社会动员

　　体育界作为体育义赛的主要竞演者，对体育义赛的兴起起到了示范引领和社会动员的作用。随着近代竞技体育的发展，一批具有高水平竞技能力和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体育明星与球队应运而生。在足球领域，有李惠堂、孙锦顺、何春辉、周家骐等杰出运动员；在篮球领域，则有李震中、冯念华、许文奎等优秀选手以及优游队、东华队、丽都队等著名球队。他们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成为近代体育义赛中的中坚力量。

　　如前所述，上海第一次中西慈善足球赛因参加队员汇集了中西各队之精英，吸引了多达7500名观众，共筹集善款4162.48元，创下了当时的筹款纪录。20世纪30年代，凡是有球王李惠堂参加的比赛，都会增加不少善款，“因为确有若干迷哥，饭可以不吃，球王不可不看”。1933年5月，为了救济东北灾民，全国体育协进会与西联足球会联合举办了两次慈善足球义赛，吸引了约万余名中西观众。观众们“莫不慷慨解囊，争先恐后”，共筹集善款约1万元。除此，中英慈善赛、国际杯慈善足球赛等国际的义赛都取得了非常可观的筹款成果。由此可见，体育明星与知名球队凭借其精湛的技艺和社会影响力，展现出了强大的票房号召力，成功地将自身的表演资本转化为慈善资本。这一转化不仅促进了慈善事业的筹集资金，更推动了慈善模式从传统的“个别行善”向更为广泛参与的“全民行善”转变，激发了社会各界的慈善热情与参与度。

　　新兴社会力量：从资本转化到身份重构

　　随着近代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型，以新式商人为代表的新兴社会力量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成为体育义赛重要的推动者。如1939年11月，虞洽卿、袁履登为筹措难民生产合作社基金，“邀集中西两足球劲旅举办慈善足球比赛”。1940年3月，虞洽卿主催百乐门篮球队（强华）与湛青之慈善篮球对抗赛，门票收入全部捐充难民经费。新式商人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还多是义球拍卖的主要竞拍者，如1943年同仁辅元杯足球义赛“赛至中途并有赛球义卖之善举……结果终由王永康君以二万六千元之高价成交，创卖义球空前纪录”。有的义球竞购激烈，购得者会将已购义球捐赠，进行二次拍卖，多次竞拍为义赛募集更多的慈善款，展示出该阶层的社会担当。在此过程中，新式商人也通过体育义赛完成了由经济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重构了商人群体的爱国身份。

　　近代体育义赛展现了义演与义赛相互融合、互为补充的特点，伶界艺人也常常成为义赛的积极参与者。义演作为一种通过演戏、游艺会、音乐会等形式筹集善款的慈善活动，其“寓善于乐”的思想与“技艺的表演性”使得两者有着相通之处。如京剧大师梅兰芳曾多次参与筹赈义演活动。1935年，南京旱灾救济分会举行慈善足球赛及聘请梅兰芳博士在励志社表演义务戏，三日所得赈款共银圆九千一百九十元零六分。另外，伶界名角也会作为组织者举办义赛。如1938年，香港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马师会为募捐防毒面具而举办足球义赛，该赛“除太平剧团与记者队全体出动外，马师会亲任主帅，指挥三军，与记者作一决战。并请太平剧团名伶谭兰卿莅场演播名曲，以增加号召”。伶界艺人通过参加义赛，将义演与义赛相融合，不仅募集到了更多善款，而且也有利于提升艺人群体的形象，赢得社会更多的认可和尊重。

　　教育机构：从体育教育到社会化实践

　　戊戌时期，受西方慈善思想的影响，中国慈善事业开始注重养教并重，慈善教育受到重视。教会学校和新式学堂非常重视体育，大多都设有体育课，还开设以讲述“公德、慈善”为内容的公民课程，为体育与慈善的结合奠定基础。体育义赛将强健身体、善良德行、高尚娱乐三者完美结合，契合当时公民教育的价值理念，促使学生成为体育义赛非常活跃的群体。如1920年，澄衷学校就举办了以足球、篮球、网球比赛为主的体育游艺；1930年11月，天津青年会体育科黑白篮球队主办的辽西水灾筹赈篮球赛，参加的队伍有女师队、南开小羊队、南开中学队、黑白队四队。“到场参观者楼上下约三百余人，楼上门票二角，楼下四角，全部收入为五十一元六角”。1943年3月上海徐汇中学发起慈善足球赛收入3500余元，全部捐助圣母院育婴堂。可见，学校体育义赛已从单纯的体育教育转为兼具教育与社会救济的公共实践，不仅为学生群体开辟了广阔的公共活动空间，更推动其伦理认知从传统“私德”向现代“公德”的转变，促进了体育功能的社会化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女子学堂的兴起和女子体育的蓬勃发展，为女子体育义赛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如由旅沪广东浸信会所设立的崇德女学，尤其注重体育教育，在当时国人自办的女校中首屈一指，1929年6月为筹募陕甘豫赈款，崇德女学特地邀请锦标队强东和亚军队崇德举行了一次空前未有的女子篮球慈善义赛，所得的券资全部用作赈灾。在此进程中，女性从赛场边缘走向赛场中心，成为近代新兴事象，吸引着公众的目光“每逢中青会篮球房有女子赛，球迷必拥挤不堪”。排球表演赛也是女子义赛常见的方式，如1931年江淮地区发生特大水灾，天津南开学校通过开展义演、义映、劝募等方式进行募捐，“该校排球队与北平队比赛，并请朝阳及妙队两女子排球队表演，票价二角，所收完全充作赈灾”。通过体育义赛，中国女性打破传统禁锢，从劝捐、售票、礼仪、颁奖活动的配角，逐渐成为赛事的主角，彰显了新女性的身份定位和价值追求，重塑了中国新女性的社会形象。

　　拯危济世：体育义赛的慈善救济范围

　　民国时期频发的自然灾害，其突发性和破坏性远超政府传统救灾体系的应对范畴，导致救灾物资分配滞后，灾民基本生存需求难以保障。此时期以赈灾为目的而举行的体育义赛活动增多。如1930年10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举办网球、足球赈灾比赛，共募集善款4849元，全部交至仁济堂水灾急赈会；1931年中国赛马会举行香槟大赛，筹款20万元，其中10万元拨助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1932年10月，万国体育会在江湾跑马场举行两次慈善赛马，所得收益全部用于救济沪北灾民；1935年8月，上海四川路青年会邀请出席全运会的男女排球一流选手举行排球赈灾慈善赛。体育界通过组织体育义赛形成补充性赈济机制，成为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社会力量。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体育义赛为抗战胜利提供特殊的后勤保障，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筹集战备物资。如抗战期间，宋庆龄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通过组织足球慈善赛、游艺会等形式为抗战筹集资金和物资。1939年5月香港青年会多次发起男女篮义赛为抗战筹款。“香港星队汇集众多篮球名将，自成立以来，对于义举向无推却之”。二是为支持前线将士，举办劳军义赛。如1938年10月，国庆节篮球义赛香港南华会对战华雄，得款悉交青年会随军服务团、以作慰劳前线将士之用。1939年7月，圣保罗、岭南、培英三校之校友排球队为支持抗战慰劳前方将士多次发起排球义赛，卖座极佳。三是赈济伤兵。1938年10月，星队、中青队、南华队、钟声队四团体联合组织篮球筹赈义赛。比赛采取单循环制，假中青健身房举行，收入门券，悉数购买药品，医送前方救护伤兵，由此可见，体育义赛在补充战备物资，劳军、赈济伤兵，为支持抗战胜利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战争不仅导致无数民众惨遭杀戮，还让大批孩童失去双亲，成为了无依无靠的难童孤儿，难民救济显得尤为突出。此时期的体育义赛呈现出项目多样化的特点，除了足、篮、排三大球外，田径、马拉松、乒乓球等义赛也纷纷出现。如1939年12月，香港南华体育会田径部联合各校举办田径义赛，以筹款救济兵灾难民。1939年6月上海虹口越野队发起马拉松中西慈善赛，沿途观众万余人，盛况空前。1940年9月，难童教养院董事长袁履登为筹集难童之寒衣经费，发起慈善乒乓表演赛。此时期成立的慈善组织也主动组织发起以救济难童为目的的体育义赛。如上海救济难民儿童教养院先后举办“合众杯慈善篮球赛、慈善篮球挑战赛、大千杯慈善篮球赛、第一届怀德杯慈善足球赛等比赛”支撑了教养机构日常运转。1941年8月，上海灾童教养所为筹募该所救济费，委托体育界热心分子举办全沪盛大男女篮排球慈善赛，邀请上海著名男女劲旅参加。可以看出，在国民政府和慈善机构经费保障不足的情况下，体育义赛作为一种应急救济模式，为难民和难童的救济与教养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助学也是体育义赛慈善范围的重要部分。在全面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的破坏导致中国贫困问题愈发严重，很多家庭无法承担学费和生活费。因此，此时期以筹集助学金为目的的体育义赛大量涌现。例如1943年8月，三省体青会以救助“清寒有志子弟”贷学金工作起见举办足球义赛；1943年5月，徐汇中学为救济清寒子弟筹募助学金经费主办慈善足球义赛，邀华混队对阵犹太队；1944年6月，《申报》主办助学金足篮球义赛；1945年8月，中实网球会为抢救清寒失学儿童，举行网球慈善表演赛，“此次义赛连门券义卖所入，合计二千一百五十万元正，该款平分移充贵报暨新闻报助贷学金”。可见，体育义赛突破了传统的赈济模式，将短期援助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投资，不仅缓解了战时教育危机，更塑造了现代慈善运作范式。

　　除此之外，体育义赛还在募集体育经费、慰问遗属等方面均有不少记载。总之，体育义赛在赈灾、筹募战备物资、救济难民难童、缓解教育危机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救助，在减轻政府的社会救济压力、维持社会稳定、支持抗战胜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转自《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6年第2期，原标题《体育与慈善：中国近代体育义赛的兴起及其社会效应（1924—1945），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