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敬文/文

    想依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不想在家里听到母亲的叹息声，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愿意拼了命去争取。

    在喀什机场，我跟一群旅行者一起走了出来，我们的装扮基本相同，背着大背囊，脑子里面装着一些零碎的知识：“这是中国最西边的一个城市，绝大部分是维吾尔族，还有塔吉克、柯尔克孜族、汉族等31个民族聚居，与四个国家接壤。”

    不过，，至少在喀什我不希望扮演这个角色，我到喀什，是来帮助残疾人培训和就业的。我希望能够进入社区和他们的家庭，了解他们的就业需求和真实感受，而非用相机摄取一点景色，回到城市里自我安慰。在我来之前一个月，残友集团和郑卫宁慈善基金会五位残友同事和社工已经进驻了，他们招募了68位维族的残友。

    的士还没到喀什残友的院子，已经远远能听到歌舞声。歌舞对于维吾尔的朋友们来说，就像是吃饭睡觉一样，这是渗透在他们血液的东西，虽然大部分残友行动不便，但是他们在歌舞中的那种自得，让拘谨的我认为，他们是天底下最开心的人。

    不过，当大家坐在一起跟我聊天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是一种错觉。作为残疾人，他们跟我在全国各地的残友同事一样，有着惊人类似的经历和忧愁。我记录了这样的三位：

    玛依拉。一位非常可爱的女生，家庭环境也非常好，可是她身患了一种怪病，身上的皮肤不断蜕皮，也因此使得玛依拉总是处于炎热的状态，每天晚上，都需要把毛毯浇湿裹着身体降温才能入睡。身体的骨骼生长也受到影响。玛依拉从小没有进入过校门，可是她通过每天看电视学了一口流利的汉语，并偷偷拿弟弟的书完成了初中的课程。

    克比努尔。她是玛依拉的朋友，很漂亮的女孩，小时候因为医疗事故导致小儿麻痹。她跟玛依拉一样，白天在家自学英文和汉语，晚上让弟弟抱出门口，坐轮椅到外面转转。

    麦合木提江。他跟克比努尔一样，因为医疗事故致残，由于不想让家里负担过重，他自己到理发店做学徒，拄着拐杖给客人理发。有过一个老婆，但是很快离开了他。

    当我问起他们加入喀什残友的原因的时候，答案几乎是一样的：想依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不想在家里听到母亲的叹息声，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愿意拼了命去争取。

    他们的答案让我想起勇哥（喀什残友董事长刘勇）的经历。12年前，在接触电脑13个月后，勇哥拿到了世界残疾人网页设计大赛的第五名。勇哥说，到残友前，他去申请报亭经营都被人讥笑影响市容。对他来说，跟郑卫宁大哥一起创立残友是他证明自己的唯一机会，可以用生命的代价去换取。

    接着，我们还聊起梦想。玛依拉说她的梦想是希望自己以后能痊愈，有个办公室，固定的工作。有个爱人，有个家。说起“爱人”的时候，她很羞涩，尽管她在维族女学员里是少数没有戴头巾的。

    克比努尔的梦想是环游世界，我突然发现他们绝大部分都没有离开过喀什100公里范围，少数出过远门的都是因为要去北京或者乌鲁木齐治病，我跟他们相约第二天去讲一节地理课。

    地理课上，我手绘了一个中国地图，告诉大家，我来自海边的深圳。我问到看过大海的举手，全部人都举手说：“我们看过，在电视里！”原来没有一个人去过海边，学员热彦古丽到过杭州，是曾经离大海最近的人，可是她去杭州是为了治疗她失明的一只眼睛，根本没有机会去看大海。

    上完地理课，轮到维族兄弟给我上课。他们动手能力之强让人惊讶，义工朱锐带来的摄影器材，没有任何人指导，他们在五分钟之内掌握了基本的拍摄原理，到处一顿狠拍。爱心人士捐赠的洗衣机，在没有装好入水管的时候，他们已经“土法”上马开始洗衣服。

    跟大家上课的最大好处是，学员们开始叫我“蚊子老师”，有点汉语不好就叫“趴下老师”（维语蚊子的发音），他们开始跟我开玩笑，拉着我一起上去跳舞。

    我也开始找到了旅行者之外的感觉，开始走入维族残友兄弟姐妹的内心，感受他们的快乐和忧愁，对喀什不再停留在知识层面，而是了解这片土地上的具体的一个人，最困难的一群人。

    作为一名微博控，我频频把走入他们内心的感受编辑成140个字，我在此摘录两条：“这里的黄昏很美，像梵高调色板那一丝温暖和落寞，这里的天空蓝而高远，能够治愈我们心灵的感冒，这里的星星很多，像出来约会的眼睛。这里是喀什。我身边的这些维族朋友，很小的事情都可以乐很长时间，听到音乐，不管有多少烦恼，都会抛掉起舞。”

    “在喀什，跟维族残友兄弟打成一片，同吃同住，互相尊重，到他们家去做客。我像一位普通维吾尔人一样在生活，阳光照耀。”

    作者简介：刘敬文，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深圳市残友集团副总经理、深圳市关爱残友志愿者协会秘书长。

    “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做决策”

    ■ 刘敬文

    从喀什回来的这段时间里，我又重读了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以书为引子想把在喀什半年的经验和困惑梳理一下，在去喀什之前，我也读了这本书，书里的一段文字让我十分惶恐：“在过去50年中，西方将2.3万亿美元用于国际援助，却仍无法为孩子们买到价值12美分的药品，以减少全球一半的疟疾死亡案例；却仍无法为贫困家庭提供4美元的蚊帐；却仍无法为每位新生儿提供3美元的补助，来预防500万婴幼儿的死亡。如此充满同情的善举，却无法为急需帮助的人们带来实惠，这正是悲剧所在。”

    以西方如此庞大的财力，尚且得到一个悲剧的结果，喀什残友，作为深圳援助喀什的一个残疾人帮扶项目，资金谈不上充裕，人员算不上齐备，半年后能够让68位维吾尔残疾青年安心集中接受各种就业技能（语言、计算机技能、手工艺）的培训，而来过基地的朋友都能感受到这些残疾朋友大部分已经开始对生活怀有良好的期望。这个结果，让我的惶恐缓解了许多。

    《白人的负担》的第一章直截了当指出，之所以花了那么多的美元都无法见效，是由于援助者通常都是大包大揽提出庞大的计划，有强大的自信和职业经历，而忘记了当地的贫穷是政治、社会、历史、制度、技术因素共同影响的复杂问题。而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通常是一些认为自己不了解情况，实地调查，发现一个具体问题，设计创新解决办法，并且最为重视本地化的人。

    喀什残友项目实施小组制定的第一个工作制度是家访，现在看来是非常明智的。家访制度能够坚持下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学员家分散，最远的有几十公里，刚开始我们只有一辆小三轮，语言不通，总之是困难重重。

    也正是在家访当中，在与几十位维吾尔残疾朋友的家长的访谈中，我们才开始一点点了解到他们的需求和困惑，很多情况是跟我们想象截然不同的。例如学员乌守尔·阿吉，他刚来的时候，表现吊儿郎当，参加培训也不认真，容易跟人起冲突。而在家访中我们发现，阿吉的残疾程度不重，他特别能干，家务农活都是一把好手，遇到事情特别有办法。回去以后我们马上对阿吉委以重任，有几个项目直接就让他负责，他不仅是最有责任心的，而且也最有创新精神，项目都完成非常好。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做过最正确的事情是没有在去之前订下任何计划，我们必须在多长时间做怎样的事情，要解决多少人就业。美好的目标固然能激动人心，但是未必有利于实践的开展。华为任正非先生的名言“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做决策”，这句话在援建工作中也许更重要，把每一个项目要实现的目标进行评估，并且选择能够在最低成本上实现最高价值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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