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刚结束，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下称义联）主任黄乐平就带领全班人马，加紧修改一份有关“欠薪入罪”配套实施制度的建议书。“要赶在‘两会’前交给人大代表。”他说。

    这个民间机构参与的项目均聚焦于劳工权利保护。就在春节前的2012年1月10日到11日，作为惟一受邀的民间组织，义联刚刚参加了卫生部组织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修订工作会。为期两年有余的《职业病防治法》修订虽然已于2011年底落幕，但相关的配套法规仍在紧锣密鼓修订中。

    事实上，全程参与《职业病防治法》修订的，除了相关政府部门、司法机构等，义联是惟一的民间机构。最终，义联提出的修法建议，有13条内容被纳入《职业病防治法》修订案。对于在中国国内从事立法倡导的民间组织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成绩。

    在不少同样从事立法倡导的草根NGO看来，义联的此番成功，与其丰富的体制内资源密切相关。

    早在2006年，黄乐平即受邀为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农民工权益保障培训班授课，随后又参与了司法部报国务院农民工联席会议《关于改进农民工工作的报告》的撰写。2006年《工伤保险条例》修订工作启动之后，黄乐平以专家身份参加了诸多座谈会，提出自己的修法建议。在不少观察者眼中，与体制内决策者保持通畅的沟通渠道，是民间组织立法倡导的关键。

    2009年底，《职业病防治法》的修订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2010年一类立法计划。义联研究团队也同步开始整合多年来法律援助实务的经验，组织对职业病问题的调查研究。

    2011年2月，义联完成了《职业病调研报告》。结合调研与案例，义联又对现行职业病防治体系的弊端进行梳理，对现有制度提出系统性的立法建议。黄乐平认为，在传统的官僚体系下，政府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做或者做不到的，需要NGO的补充、帮助。如果民间组织能够做到专业化，就有可能赢得政府的信任。

    这一观点也为业内同行所认可。“如果这个机构能在特定的领域做到足够专业，我相信它也能在有关的公共政策上有一定的发言权。”乐施会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官员蔡睿说。(据《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