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郝成 陈江宏

    2月23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刊发了一篇题为《穷人黄鹤的慈善“生意”》的调查报道，将黄鹤再次推上舆论前台。

    该篇报道的编者按中写道：黄鹤，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挫败——他甚至连自己的“施主”都得罪了。

    “我没看报道，我也不想做回应。留给时间去证明吧。”2月26日，面对新一轮质疑，黄鹤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不再接受媒体采访，除非是某两家电视台，“如果他们来了，我什么都可以说。”

    而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对外宣称“举债公益”的黄鹤夫妇，名下拥有三家公司，注册资金合计190万元。

    黄鹤，北京大兴区行知学校创办人、前校长，这位近年来时常身处舆论焦点的新闻人物，之前也因其“举债公益”而备受关注。不过，这一轮的质疑不仅指向其“举债”公益的方式，更是指向其中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账目问题。

    悲情公益

    翻查过往关于黄鹤的报道，人们似乎看到的是一个公益苦行者，毫不利己，只为公益。果真如此吗？

    这位习惯反问记者“采访的目的和动机”的新闻人物，此前在公众形象中是像母鸡护着小鸡一样，艰难地保护着他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京城某媒体记者曾在看到他和孩子们的状况后感动落泪，遂倾囊相予。

    “看到他，就觉得看到了在这个物欲横流时代里，一个坚持理想、为公益彻底献身的人。”曾于多年前采访过黄鹤的一位媒体人告诉记者——这曾是黄鹤一度通过媒体传达给人的第一印象。

    彼时，黄鹤作为北京大兴区行知学校创办人、校长，隔三差五便成为新闻焦点：学校被村里逼着停下、被房东断水断电索债、被教委责令关门……所有的迹象都呈现——他的行知学校时刻处于被关停的边缘，而学校里的众多农民工子女，不时揪动着媒体和公众的同情心。

    每一次发生类似的悲情事件，媒体一番报道之后，便会有陆续而来的善款涌入。黄鹤对这些善款的数目，也鲜有对外发布确切的数字。

    从2001年到2007年，黄鹤宣称自己为行知学校募到了1000万元善款，而熟悉他的人则认为，这些钱都与那些一再发生的悲情故事相关。

    钱呢？

    慈善拍卖、社会捐款、多年来超千万的善款，究竟去了哪里，这不仅仅是一种好奇。

    “那次慈善拍卖仅一块金牌就拍出130多万，加上其他拍卖所得善款，接近200万，都上哪去了？”长期致力于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公益人士张志强，回忆起2007年中央电视台为行知学校举办的拍卖活动时说。

    2007年，黄鹤创立的行知学校，交由南都公益基金会管理，而黄鹤后来离开行知学校时，还背走了学校40多万的债务。

    看似豪情的举动，却让许多和黄鹤一样在办民工子弟学校的人颇为不解。

    《公益时报》记者按照网上流传的“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一览表”中的联系方式采访了几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一般来说，学生达到500人，学校就不大可能亏本。当然，就算行知学校为了教育质量，给学生和老师更好的条件，那也不会折进去1000多万，再欠下40多万啊。”北京昌平区某打工子弟学校李校长告诉记者，他曾在黄鹤执掌行知学校时多次前往参观、交流，以他的经验，行知学校不大可能赔到那个地步。

    不过，也有与黄鹤相熟的其他打工学校校长认为，以黄鹤的性格和作风，1000万元在7年中花光是很正常的事情。“他想到了要改善什么，就一下子投钱进去，而且他的想法往往一时热，钱砸进去了，又发现艰难，于是就把自己也套进去了。折腾来折腾去，钱可不就没了嘛。”

    在质疑者中，也有不少人认为黄鹤不大可能把这些钱转为私利。“一是众目睽睽，二是他确实过得很穷，他家人也很穷。”

    “负债”基金

    企业家汪唯成立基金，旨在通过资助改善众多打工子弟学校现状，而作为具体运作人的黄鹤，却遭非议，并因此负债。

    在黄鹤最常用的话语中，除了“我是研究陶行知的”外，还有一句便是“要是查出我有一分存款，一寸房产，我就……”

    关注黄鹤的人注意到，在离开行知学校后，后一句话出现的几率便大大降低了。人们获知这位志在为农民工子弟教育奉献终身的黄鹤，不再直接办学。2008年北京企业家汪唯在考察诸多打工子弟学校后，决定成立专项基金扶持打工子弟学校，而黄鹤则成为该基金的运作人。

    汪唯在投入初期100万元后，因心脏疾病猝然离世，而该基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消耗殆尽，鲜有资金注入。但由于该基金与北京六所打工子弟学校签订资助协议，学校根据协议进行的校舍改造、教师待遇提升等环节用款，并未能如协议规定获得，便引发多起指向黄鹤的诉讼。

    记者了解到，有教师因拖欠薪酬将所在学校和黄鹤诉至法院，并将于今年3月15日开庭，但黄鹤向这位老师承诺：3月10前，所欠近3万元款项将全数到位。

    类似的官司不止一起，这令汪唯基金的受助学校都颇为不解。“六家学校，每家怎么也得到位十来万，才能用完这些钱，但我们只收到不足两万元啊。”昌平一家受助学校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校收到两次款，每次都是8700元。

    据黄鹤透露，他所借高利贷，正是为了支付汪唯基金曾承诺帮助的那些打工子弟学校。他也承认，在汪唯基金运作过程中，自己确实遭遇不少质疑。

    三家公司

    资料显示，黄鹤与妻子曹明秀名下有三家公司，注册资金分别为40万、100万、50万。

    “汪唯去世，汪唯基金都要注销了，没有钱，停下来就好，这借高利贷算哪门子事儿啊？下一步要不要乞讨做公益啊？或者干脆抢劫做公益好了。”质疑者怀疑，黄鹤在跟公益大佬徐永光的那些年里，究竟学了多少正经的公益常识。

    不过已知的是，在徐永光、范崇燕等人的帮助下，2006年8月黄鹤注册了心之光（北京）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黄鹤及妻子名下还有另外两家公司：2010年8月，黄鹤之妻曹明秀注册了安秀（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当年10月，曹明秀注册绿色心之光（北京）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以上三家公司注册资金分别为40万、100万、50万。

    “别人做打工子弟学校都赚钱，他引来那么多社会资助，结果却赔了；别人做好了企业然后再回馈社会，他倒以公益为号召，让大家支持他的企业。”一位曾帮助过黄鹤的公益界人士认为，黄鹤、曹明秀过于强调名下家政公司是社会企业，让人反感。

    1月31日，黄鹤、曹明秀夫妇做客东方电视台，就“举债公益”与现场嘉宾及家人展开激烈辩论，但曹明秀告诉本报记者，这次上电视“负面效果远大于正面效果，负面效果要占到八成”。

    而对于质疑，黄鹤表示不会回应。“我说什么好？我要说的话，会涉及很多人……我是研究陶行知的，我用行动做回答，等时间证明了这一切，质疑者会负疚一辈子！”

    “就算他真没有私利，那作为一个把公益做到负债的人，也可以和大家好好分享下他究竟是怎么做的，比如那些钱花得对不对？给大家一个经验教训或者借鉴总可以吧？”一位对黄鹤持质疑态度的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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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鹤的公益之路

    黄鹤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农村高考落榜生。安徽桐城教育局干部张跃进还记得，1989年，在一位省教委副主任的关照下，黄鹤到桐城复读准备高考，此时的黄鹤已经23岁，这已经不知是他第几次高考。不过，据张跃进回忆，黄鹤当时对复读并不怎么用心，而是执著研究陶行知。张还跟他一起办了一个陶行知研究的报告会。

    让张跃进印象深刻的是，当年黄鹤在笔记本上写有一行字：教育家黄鹤。“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将来要做大事。”

    张跃进一直不明白，当年身为农家子弟的黄鹤，为何能得到省教委副主任的关照。“我想可能是因为他的远大志向和执著劲头打动了领导。”黄鹤后来的经历表明，他的确具有结交重要人物的特长，他人生中每走一步，几乎都有“贵人”相助。

    黄鹤在桐城呆了一年左右，他高考再度以失利告终。之后便彻底放弃高考，开始为成为“教育家”而四处努力。

    1993年，黄鹤来到北京。找到了4年前结识的一位作家，在后者的引见下，黄鹤认识了作为其“公益事业引路人”的徐永光，命运由此出现转折。

    徐永光时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按照黄鹤的说法，在徐永光关照下，他得以到青基会工作，并成为希望工程办公室的一名志愿者，“参与了这场中国公民社会建设史上的伟大公益助学行动”。

    黄鹤说，1995年，在徐永光的帮助下，仅有高中学历的他得以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读研究生（未取得学位）。也正是在这里，黄鹤结识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刘丹，并在不久后与之结婚。

    2001年，在徐永光的支持下，黄鹤开始在北京创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并依靠这项事业，逐渐走向人生顶点。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