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闫冰

    为了一个特殊的GAP YEAR（大学毕业前的空档年），当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大三的李宏伟隐瞒家人、先斩后奏地办理了休学，为此他要跑遍学校各个相关部门盖近20个章才算完成休学的审批手续。大费周章后，他要做的，仅仅是把自己“下放”到中国最苦最偏僻的农村去做一年公益项目，他这种反常规的选择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有很多人不理解。

    而今重新回到人民大学继续学业的李宏伟，看见曾经的同学们已经顺利毕业、各自有了不错的出路，心里也会有“同龄竞争”的比较。然而，面对自己这一年“下放”，他用一句“值得一辈子回忆的、不可复制的经历”来回答了一切。

    接地气的梦想

    这一年，李宏伟在黔江白石乡九龙村做一个具体公益项目的推进和辅助工作，他利用空余时间走遍了西南28个少数民族的40余个村寨，他也曾因为自己年少冲动而命悬一线、离死亡很近，他尝试在白石乡地区创立“网筑亲情”开展自己的公益创业、为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搭建网络视频交流平台。这一年，他说自己是“接地气的生活、放空自己的流浪”。

    大学一直被称为“象牙塔”，这多少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所以选择“下放”自己后，“接地气”是与他有同样选择的人最常用的一个形容词。

    “我每天都觉得自己很真实的脚踩着大地。”一个短发干练的女孩子说，她叫史琳，大家说她工作时候“很男子汉气概”。“虽然我的大学专业是政策研究，但是我对农村没有直观体会，所以有强烈要接触真实农村的愿望。”她大学毕业后的GAP YEAR来到了重庆酉阳县浪坪乡。“这个经历让我觉得我所学的专业不再是空洞的理论，我走到了基层、掌握了第一手素材，这一年疲惫却很充实。”史琳如是说。现在，她将带着自己一年中对农村大大小小的几十份调研报告，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

    梁清在香港读完研究生之后，决定利用自己的GAP YEAR做点事情。尽管之前也有过短期支教经历、对即将到来的艰苦条件做足了充分思想准备，但是到了农村还是有一点吃不消。“最不方便的要数洗澡了，乡里是只有一个旧热水器，所有人洗澡都要用。”梁清笑着说。“我们那里直接烧水，然后用瓢把冷水热水兑好浇在身上。”史琳说起了自己的情况。

    尽管对于农村简陋的生活条件不适应，但是他们都表示出了“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最难熬的还是前一段时间的心理调整，“我们每一个人都分配到了不同地方，一个村子只有自己，有的离得近一点就会经常打电话，算是一种心理安慰吧。”梁清继续说。

    而男生们的心理压力更多来自于一段时间的茫然和迷失。“有一段时间无法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和习惯，也不知道凭自己的一己之力能做什么，对于项目进展、自己的定位都会有迷茫，那段低谷是比较痛苦的。”这一群人的“班长”朱晓明如是说。

    GAP YEAR里的成长

    GAP YEAR是在西方国家青年当中相当流行的概念，他们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给自己的一个空档年，通过一次长期旅行、做志愿者等方式，让步入社会之前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以更好地融入社会。直到2009年一本《迟到的间隔年》才将这个词介绍给国内的青年人。

    “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做什么，有了明确目标，而之前在大学时期是一直迷茫的。”利用一年的时间沉淀下来思考和放空自己，李宏伟对未来有了明晰的方向，这是他自己认为最大的收获。“那时候我对社会上很多现象都是同样的围观心态、人云亦云，现在不会像以前一样，过于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看问题了，这是一种成长。”说起自己的变化时他这样解释。同样，这种心态的成长，让他已准备好了走向社会。

    这些志愿者初到一个村子，都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有的是被忽略、有的是被重视，有人觉得他们是孩子、有人当他们是大学生村官。梁清因为是女生，受到了格外的“照顾”，被要求住在县里条件稍好的宿舍，每次出去都有人跟着。“我不喜欢这样，这就不能了解最基层的情况了。”于是梁清执意住在乡里，并且利用业余时间给县里的小学当起了美术老师。“我发现他们从来都没有上过美术课、音乐课这样的课程，也没有老师会教。”

    梁清不只是想教孩子，更重要的是教会老师，她希望自己离开后这里的孩子们可以将美术课继续下去。为此，她联系到了“多背一公斤”公益项目，让外面的人把书和材料带到酉阳。材料不够的时候梁清会设计出“低成本”的美术课，一张纸就可以是一节课，每次上孩子们都会兴奋得大喊大叫。

    按照百分制，梁清给自己的这一年打了90分，她说虽然自己的GAP YEAR没有旅行、少了惬意，但是不后悔。“这和我以往的短期支教行动、志愿服务都不同，那时候可能我们去做活动呆上一段时间就走了，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什么，但现在我会思考我走了之后这些孩子怎么办，并且想办法解决。”

    这种思考让梁清的志愿行动脱离了曾经的“一次性”行为，转变成更加完整和成熟的可持续性行动，这一年的独立自主性志愿服务让她很有成就感，“觉得是自己独立解决了一个问题”。

    回归理性的公益观

    经过了一年的农村公益行动，在这第一批参与友成公益大学的19个人当中，最后只有一个人留在了基金会专门从事公益领域的工作，其他人今后的路并没有完全与公益相关。曾经带着对公益满腔理想和热忱一群人，如今却近乎颠覆性地改变，这不是理想的冷却，而是理性的回归。

    “完全投身公益领域而不考虑自身的立足是不行的。”“班长”朱晓明在大学时候就是个有经商头脑的活跃分子，并且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可是一年后他觉得自己有变化了，“大学时候经商会有些急功近利，也有青年人的浮躁，但是感受到真实的农村、深入地做公益后，这是一种价值观的冲击。”所以他选择在今后的创业中兼顾社会责任。

    梁清说自己在大学时候只是想毕业后从事公益方面的工作，却完全不知道具体做什么，现在她要去美国攻读“教育学”。这两件看似完全不相关的事情，却因为她想在以后编写一本适合贫困地区小学生学习的美术课本而紧密相连，“我希望那里的孩子们利用一张废纸也能上得起美术课。”

    用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的话说，这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他们选择了一所‘无围墙’公益大学，利用一年时间到最基层的地方是一种勇气，但同样成长也是巨大的、观念性的。”

    7月属于毕业季，北京新青年绿色公社，一场特别的毕业典礼正在进行。19名友成公益大学“小鹰计划”的第一批毕业生朗诵着他们写的诗“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小鹰计划”，伴随着略带离愁的歌曲，前一天晚上还兴高采烈为毕业典礼准备的他们，有人已经忍不住落泪了。

    这19个人中有来自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大四毕业生，有的是已经参加一两年工作的职场新兵，也有为了这个项目休学一年的“特立独行者”。毕业典礼后，有人要到国外留学深造，有人会开始自己的创业之路，有人将在公益领域执着前进。不管他们来到这所“公益大学”最初的原因是什么、有着什么样的期待、今后会去向何处，经历了一年在农村最基层的历练，每个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故事，经过沉淀和思索后，收获了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