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尼亚奈瓦夏湖(Lake Naivasha)的南岸，苍翠繁茂的大裂谷里，英式夏日气息浓郁。在这里，广阔的塑料大棚内是绵延数公里的种植玫瑰。这些出口到欧洲的玫瑰占据欧洲玫瑰市场的1/5，也是肯尼亚外汇的1/10。但凡事有利便有弊。

    浓烈的花香味弥漫，有25万肯尼亚人将希冀寄托于此，跟随玫瑰种植者们在山谷里工作。多年来，为了生存，他们将环绕的山棱犁为耕地，砍倒能将林中溪流引导至湖中的树木，由此导致了现今的奈瓦夏湖被淤泥和废弃物所污染。

    为环境买单，这并不是个新点子。在黄土高原，一块与法国面积相等的区域内，通过付给农民酬劳，阻止他们过度放牧，并让其照看梯田和水道，以此避免了该地区成为沙漠。当地的居民收入也在10年内翻番。

    “绿色发展”模式

    另有一些方案则影响更广。“绿色发展”模式，为改善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不能两全的关系做着不懈的努力。在“里约+20”可持续发展峰会过后，“绿色发展”更成了商业人士和政客们的新箴言。但这真的会起作用吗？

    “绿色发展”的核心理论是：欧洲、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所走的工业化进程道路不应再用于世界的其他地区。这些富裕国家的路线是“先发展，后治理”。环保意识在工业化的早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些国家仍然不太关心环境保护。美国俄亥俄州的凯霍加河(Cuyahoga)被污染得极其厉害，以至于在1969年引发大火，这才促成了美国环境保护署(Americ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建立。

    人们一直坚定地认为，环保意识主要是富裕国家的事。这种观点也影响到外交政策的某些部分。1991年，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竟发送了这样一份备忘录，说贫国应从富国进口污染物，因为这些污染物在贫国造成的损失会小一些。

    因迟迟不采取行动保护环境，如今所要支付的代价开始提高，无形中又削弱了发展中国家为“绿色发展”买单的可能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估算，中国每年因环境问题带来的损害，代价相当于GDP的9%。世界银行表示，卫生环境恶劣和水污染消耗了印度国民收入的5%。

    尽管“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在工业化人口仅为5亿且经济增长相对较慢的地区说得通，但当数十亿的人口都走上工业化道路、每年经济增长达8%时，这种方案将不再有效。发展必须从其开始时便注重环保。认识到这点后，“绿色发展”计划已在贫穷和中收入国家展开了。埃塞俄比亚希望在2025年GDP翻一番的同时，保持其温室气体含量在2015年的水准。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形容中国的五年计划为温室气体减少做出的贡献是别国所不能比拟的。绿色政策不再只是富国的特权。

    绿色道路上的阻力

    但是某件事的兴起并不一定会使其有用。关于绿色发展真正的问题是，它能否带给贫国这种希望——在环保的同时变得繁荣富裕。

    许多不实际的改良主义者们对于开发环境这种点子感到恐慌。他们指责绿色发展的倡导者们为“漂绿资本主义”，并坚持认为保护世界自然资源的唯一方式是缩减消费。

    一些大国却为相反的原因而抵制绿色发展。他们认为这意味着通过暗中扼杀就业和出口，将西方的环境标准强加于他们身上。但双方都同意：绿色和增长是相矛盾的。一种隐约的批判是，“绿色发展”仅是优良的经济家政，它对原本就有的、与环境相关的考量显得大惊小怪。对这些批评者来说，“绿色发展”不过是一个标语，而非与众不同的政策。

    “绿色发展”将类似发展的特征运用到环境保护论当中。它推荐相当短期的项目，如奈瓦夏湖的填湖工程或是黄土高原的再利用。它倾注大量心思在通常被视为经济问题的市场和协调的失败上，并且促进了私营部门的发展。

    作为世界银行私人助手的一家国际金融公司承认，建筑成本中增加1%可以减少20%的水电费。其它的事例还包括抗旱作物和在过度捕捞的水域建立“禁捕区”。抗旱作物减少了植物从土壤中吸收的水量，也更能耐寒，在坏年头里增加农民的收成。“禁捕区”让鱼类有机会恢复，并且已被发现可以促进邻近海域的渔民收入。

    如果真有这么多既能赚钱又能环保的活动，为什么没有公司蜂拥而来呢？部分原因是他们才刚开始。根据一份联合国环境署的研究，可再生能源上的投资在2011年增加到了2570亿，是2007年的两倍。这些投资的1/3以上都去往了贫穷和中等收入国家。

    答案的另一部分是市场失效、协调问题和政府津贴打消了商人们选择“绿色发展”的念头。财产权的缺少使得过度使用资源变得合理，如开发海域或是热带森林，导致了过度开采和坍塌。

    对于单个国家来讲，在某个区域发展相对优势取决于在其他事务上的政府开支。例如，摩洛哥应该能够开创太阳能商业，但是那需要在该国的贫穷地区建立电力网。这种制度上和市场上的失败吸引了绿色政治决策者们的注意力，因为他们经常解释为什么增长给环境带来危害。

    津贴遭受影响

    但是，与津贴的影响相比，这些问题都显得无关紧要了。世界银行估计政府在对环境和经济有害的活动上的补助金达到了每年1.2万亿美元：在廉价的化石燃料上的5000亿，廉价或免费水源上的3000亿，在渔业和农业津贴上的4000亿。    

    举个例子：中国的津贴使得化肥很便宜，以至于农民在他们的田地里大量使用。农作物并不能完全吸收这些化肥，多余的便流入河流和湖泊，造成了可怕的污染。如果农民使用更少的化肥，将会明显地节约他们的开支，使农作物不会受害，使水文系统更健康，使公共基金也更健康——一个三赢的局面。但化肥游说团的势力和他们在政府中的农业联盟抵制了这一点。

    国家津贴是一个天文数字，资金消耗的政治经济问题，远超出了增长和环境之间矛盾所带来的代价。但这并没有使得解决这些变得容易。“绿色发展”的支持者们确信，如果经济持续增长，国家会更愿意减少津贴，这样他们就有钱收买反对派。

    所有这些表明，“绿色发展”仍有待完善，无论是现在存在的方面，还是环保人士在过去曾要求的。贫穷和中等收入国家充分地了解到他们的环境正在退化，他们的城市在扩张且他们的供水即将被耗尽。他们也知道通过减缓增长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将是政治上的自杀，是将如今的贫穷判罪给无望的将来。“绿色发展”提供了最光明的希望，可为面临经济繁荣和环境保护尖锐矛盾的国家解决两难之局。

    （据《经济学人》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