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市一条僻静的小街，一个普通的老旧居民小区，一套约80平方米的住宅。大门常年紧闭，但偶尔会有男子来敲门。其中有些人行为谨慎，装扮神秘，进门不久又匆匆离去。

    这个隐匿的场所，是黑龙江一个老牌的防控艾滋病民间组织——康同工作组办公所在地，该民间组织前身为2002年开通的哈尔滨同志健康热线，2004年后改为现名。它主要为男性同性恋者提供艾滋病防控服务，其中包括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下称HIV）的快速检测。

    一般而言，艾滋病从感染到发病有五个月到十几年不等的潜伏期，期间感染者无任何症状，只有通过HIV抗体检测才能查出是否感染。但公开检测易泄露个人隐私，很多同性恋者、性工作者往往不检测或极少检测。民间组织提供的相关服务恰好弥补了这个空白。不过，多年来，中国的民间草根组织主要依靠国际基金资助生存，缺少官方资源，加上体制上的诸多限制，生存异常艰难。

    据记者了解，2012年更是中国民间防艾组织面临困境的一年。迄今在中国已投入超过10亿元防艾资金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称盖茨基金），以及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下称全球基金），是中国民间防艾组织最主要资金来源，它们将于今年底结束对中国防艾的援助。从2013年后，中国民间防艾组织将进入自主筹资的新阶段。这是中国民间防艾组织从未碰到过的局面。重觅出路，时不我待。

    康同工作组负责人洪涛告诉记者，从今年开始，该组织首次与黑龙江当地政府的疾控部门达成协议，以打包付费方式，承担疾控部门的部分防艾工作。省疾控中心全年提供6万元经费供该组织运营，除租下前述居民住宅作为办公地点，还涵盖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营各项杂费。据约定，该组织需在一年内完成1200名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检测任务。据介绍，该组织除了洪涛一个正式人员，还有8名兼职人员及20余名志愿者。

    “这是此前没有过的合作方式。”洪涛称，康同工作组与政府合作的新模式目前已被业内视为民间防艾组织新的可能生存方式。截至2012年7月末，康同工作组已通过在办公地点，以及主动到酒吧、浴池等男同性恋集聚场所提供快速检测服务，完成了约900人的检测。洪涛预估，今年最终检测量一定会远超过1200人，“服务量可以证明（我们的）能力，明年国际基金会撤出、政府介入后，（资金来源的）蛋糕可能就会依此而分。”

    洋奶断流

    与中国其他领域的民间组织一样，过去数年中，民间防艾组织的成长主要依赖于国际基金会的扶持。上世纪90年代，河南、山西、安徽等省份的卖血、输血人群中出现大批艾滋病感染者，引发国际关注。2003年后，全球基金、盖茨基金等国际组织进入中国，培育和催生出逾1000个民间防艾组织。

    发现更多的感染者、减少艾滋病病毒继续传播，是这些组织近年来的主要使命。由于艾滋病高危人群除血液传播者，主要集中在吸毒者、性工作者及男男性行为（MSM）人群等，政府疾控部门的宣传教育及干预往往因人群难觅而不得其法。而民间组织中，因不少组织成员都是感染者或易感染人群，开展防艾工作时反而更为得心应手。

    以同性恋酒吧为例，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很难找到相关酒吧，尤其是在夜间，更难开展艾滋病防控的宣传教育活动。而这对于民间组织却不成问题。甚至一些敏感人群也需要通过民间组织获得HIV抗体检测的机会，如公务员、国企员工等。因为担心泄露自己是易感染人群的一员，这部分人群往往不愿在政府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检测。

    在民间组织的积极参与下，2006年后，疾控部门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数量及病人数量均逐年上升。据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2008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发现数为52637例，至2011年，这一数字已跃至74517例。

    自2003年以来，全球基金与盖茨基金在中国投入的援助防艾领域资金已超过10亿元，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民间防艾组织而言，来自两个基金会的资助占据其经费比例超过80%。

    不过，随着金融危机导致资金吃紧，以及相关援助重心转移等诸多因素，全球基金与盖茨基金将退出中国，民间防艾组织的筹资危机全面爆发，其未来的可持续性面临巨大压力。而当下的中国艾滋病疫情仍然严峻。据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介绍，尽管全国总体上艾滋病疫情呈低流行态势，但部分地区疫情仍然严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数量逐年增加，还有一定数量的感染者和病人未被发现，既往感染者陆续进入发病期，以性传播为主的传播途径所占比例持续增高，感染人群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在艾滋病易感染人群中，男男性行为（MSM）人群疫情上升明显，由2006年的2.5%上升至2011年的13.7%。

    一边是不容忽视的疫情，一边是国际援助资金断流，今后中国民间组织何以为继，成为各方共同关注的话题。“资金趋紧的情况下，怎么获得政府的支持，怎么把钱花得更有效率，怎么让小组提供更好的服务，都是中国的民间防艾组织今后要面临的问题。”盖茨基金项目官员冯育基说。

    二次寻路

    在国际资金断流的普遍压力下，各地的民间组织均面临寻找资源的困境。记者走访获知，多数民间组织都将希望寄托于政府的疾控部门。

    三亚南海工作组，同样是面向男同性恋人群的民间组织，成立的时间尚不到两年。据该组织成员陈海强介绍，当初之所以成立小组，就是因为有国际基金会的项目。成立后六个月，他们开始与三亚的疾控部门合作。小组的活动地点就设在疾控部门的办公室内，负责在男同性恋人群中宣传并开展检测。资金方面则全部由国际基金会支持。

    类似组织不在少数。过去几年中，他们对国际基金会及地方疾控部门形成了严重依赖。对这些组织而言，未来继续与疾控部门合作，是最便捷的生存之道。不过，同时存在的问题是，目前大多数民间防艾组织还未能合法注册。

    囿于挂靠单位难寻、注册资金不足等问题，多数民间防艾组织在此前申请国际基金会项目时，与疾控部门间只有非正式协议，也无法申请其他类目的防艾经费。陈海强坦言，如果没有国际资金，未来政府再减少支持，他们需要自行租赁房屋，申请经费，那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继续存活。而对于开展一些收费的外展活动，这个年轻的组织还没有经验。

    中国艾滋援助基金会创始人乌辛堃长期在中国从事对民间防艾组织的培训，他认为，随着国际援助断流，中国的民间防艾组织应该更多考虑自身如何发展，而非如何依赖项目经费来运营。“如果只是作为政府疾控部门功能的延续，意义并不大，也不能满足目标人群如MSM人群更核心的需求。”

    （下转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