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十二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中提出，要不断完善“9064”养老服务模式。何为“9064”？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

    大部分老年人需要的是家庭，6月26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甚至明确提出“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的条款。然而，还有许多的老年人仍要依靠养老机构。

    2000年，北京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为117万；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则达到了248万。

    截至2011年年底，北京市401所养老机构中的床位总数仅仅约有6.9万张。这样算来，即便是现有床位全住满，每百名老人拥有的机构养老床位仅为2.8张，即目前，北京市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仅为2.8%。

    以北京市为例，床位紧张的养老院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中心的“城六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而具有品牌优势的北京市市属养老院共有四家——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北京市第四社会福利院、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汇晨老年公寓。城区内养老机构床位都十分紧俏，排队现象严重，而在远郊区县，养老院床位却相对比较宽松，甚至床位多半闲置。

    然而北京市仅仅是老龄化社会进程中的一个缩影，一边是养老院内床位“一床难求”的现象，一边是床位空闲、少人问津，一边是收费几百至几千元不等，一边则是“天价养老院”的高额押金和消费在挑战着公众对于养老院的承受能力。而在河南省，也有人散尽家财让全免费公益养老院不再是“乌托邦”式的构想。

    市属福利院：排队遥遥无期

    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可谓是北京乃至全国的“标本”养老院，地点也是城市内闹中取静的一块好地方。

    这里自理、半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人分住在不同区域，一所足够应对老人突发病症和日常保健的医院就在福利院内，老人们的唱歌、下棋、模特队等各种兴趣小组可以把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

    温睿老人是北京市退休老干部，今天已经78岁了，但是看起来依然精神矍铄，每天看书写字。

    早在2005年，他就意识到机构养老的专业化和必要性。“在家庭养老周边条件并不具备，养老得有一套设施，而不是光有一个房子就可以了。”温睿老人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他所住的小区距离医院很远，小区内没有医务条件，同时家政方面一系列条件都尚不完备。和许多空巢老人面临的问题一样，儿女或近或远都忙于工作，并不能时常回家照顾老人。

    彼时，“进养老院”总是听起来让人不太舒服的字眼儿，儿女知道后都不同意他的决定。于是，温睿老人在未和儿女商量的情况下就作了自己和老伴儿的主——偷偷办手续、住养老院。

    经过温睿老人的考察，他确定的目标是北京市第一福利院。当时福利院已经住满了，即便是温睿夫妇这样，生活均能自理、家庭条件完全符合入住标准的老人，也要排队。经过他自己一次次跑养老院催促，几个月之后，温睿和老伴儿终于有了床位。

    时至今天，温睿和老伴儿已经住了7个年头，生活安逸而丰富。“养老是件专业化、规范化的事情，而且配套设施要跟上，我觉得我的思想意识还是很超前的。”温老人觉得自己的决定很正确。

    北京市第一、第四、第五社会福利院及汇晨养老院，收费每月每人一千至三千不等。但是与当年温睿老人自己跑三个月便等到位置不同，现在仅“一福”已经登记在册、正在排队等待安置的老人9000多，预计排队十年不止，其他三家均要排队。

    街道养老院：条件参差不齐

    75岁的韩秀兰（化名）老人早年儿子、女儿相继去世，直到前几年老伴儿的离开，让她决定自己要去养老院安度晚年。

    “这地儿就是出了事儿有人管你，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也不要求吃穿，基本上过得去就行了。”在比较了几个地方之后，她决定入住金融街丰颐园敬老院。

    这是一家街道级的敬老院，收费相比市属养老院略低，韩秀兰每月2000元吃住完全够用。“一福我能不能坚持到排到我入住不说，收费稍微高点，还有的养老院押金就要十几万，选择自己承担得起的就好。”她说。

    7月21日开始，丰颐园敬老院要翻修原本就很老化的四合院，另建一所可容纳更多人的养老院，为此，从年初时候院长何德军和几个护工就开始动员老人们要回家住上几天，结果走的人寥寥无几。“谁都不肯走，有的老人说自己‘走着进来，躺着出去’，有人回去不到一周，就回来了，儿子、女儿都来找我，说还是让老人回敬老院吧。”院长何德军很犯难。

    为此，金融街街道为敬老院补贴资金，将老人们全部安置在了附近的一家宾馆内，“全北京市估计也就仅此一家会这么做了，这也是公办养老院的性质决定的，我们不能把老人扔下不管。”何德军如是说。

    仅仅与金融街丰颐园养老院几条街之隔的另一所养老院内，却是另一番场景，床位拥挤、卫生条件一般，“他们吃的也不如我们好，有个老姐们儿在那里我去看过她，我不喜欢那个环境。”韩秀兰说。

    床位少、空间小、房屋老化、位置多于胡同或老社区、护理短缺等成了街道养老院的共性，更不用说像“一福”那样有宽敞的活动室、绿化地了。

    “养老院付出的多、回报少，说实话，这是良心活。”何德军对公益时报记者说。正因如此，小型敬老院条件参差不齐是可以预见的。

    但像金融街街道敬老院这样地理位置优越、环境干净的小型敬老院，也同样是“一床难求”的。每天工作人员都会接到5、6个咨询电话，“新盖的预计能容纳108个床位，是街道级中最大的了。但是预约的太多了，床位真的紧张。现在新养老院如果开门，只要跟我们街道居委会开个会，估计就住满了。”面对床位紧张，何德军表示出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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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闫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