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奥拉·莱恩

    “全球儿童基金的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对非政府组织和巨额援助事业的指责。”

    就是这些蜷缩在达喀尔拥堵不堪的公路旁的瘦弱儿童促使希雷·卡纳(Ciré Kane)采取了行动。像这样一群衣衫褴褛的赤脚男童——有的只有5岁，大部分都不超过12岁——在塞内加尔的城市中随处可见。他们通常手拿塑胶碗，向路过的行人讨要零钱和充饥的食物。

    “当你看见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街上乞讨，你不由得就想要帮他们做点什么。”卡纳这样解释自己在2001年开始帮助这些围绕他身边的弱势儿童的动机。

    这些儿童中许多都被称之为“塔利贝”，阿拉伯语中意为“门徒”，他们来自教授可兰经文的寄宿学校。在这些成千上万的由乡村地区和周边国家被送到塞内加尔的宗教学校来学习的孩子中，有5万名之多都被他们的老师强迫进行乞讨。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法吃饱并受到严重的打骂，有些还打起零工以赚取被命令上交的钱。

    “没有任何一群孩子要比塔里贝这样的街头儿童面对更多的苦难了，所以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而什么都不做。”卡纳说。

    那时，卡纳是一名充满幻想的大学毕业生，他与几名朋友一道探访塔里贝、游走于法律边缘的孩子以及辍学儿童，并尝试与官办学校沟通解决办法。之后，他们又踏入伊斯兰学校与学生们大谈禁忌话题——性传播疾病和毒品这些塔里贝和许多当地儿童所面临的危险。整整一年，他们作为志愿者，没有资金、没有办公地点。

    然而，在2002年，他们得到了他们的第一笔帮助——来自全球儿童基金(The Global Fund for Children)的4000美元捐赠，这家组织专门向扎根于各地弱势儿童间的“草根”非营利团体提供资金援助。

    卡纳与朋友一道利用这笔资金重建了一所被废弃的儿童中心。从那时开始，他们的工作范围开始逐渐扩大，资金来源也逐渐得以丰富——不仅全球儿童基金为他们在7年内带来了13万美元的捐赠，更有国际青年基金会(International Youth Foundation)和万事达卡基金会(MasterCard Foundation)陆续为他们注入了资金。

    全球儿童基金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汀·林赛(Kristin Lindsey)认为，为初生组织注入小笔资金和管理技巧有可能在未来使其收获长足的发展。该基金下的八名项目官员长期前往世界各个角落搜寻年预算在20万美元内的非营利团体。

    “我们寻找的是其他资助机构不会问询的团体，它们虽不被重视但潜力十足。”克里斯汀说，“寻找这些初显实力但急需资金的团体，这个过程就像做风投一样。”

    金钱只是全球儿童基金提供的一小部分帮助。克里斯汀说：“我们并不仅仅提供财政资源，更提供的是一个组织所需要的学习和构建人际网络的机会。”

    全球儿童基金的构想由其美籍创始人玛雅·阿基米拉(Maya Ajmera)的一次旅行而来——1990年，她前往奥利萨邦(Orissa)，印度最穷困的邦省。22岁的她在那里目睹了一群光脚的孩童在铁路边上课的情景，而授课老师告诉她教40个学生一年的费用只需400美元。这么一点钱就能办到的事，这让阿基米拉不禁反问自己：“如何能把资金带给这样的组织？我们怎样能够帮助他们扩大规模？”

    4年后，阿基米拉创建了全球儿童基金，至今，有超过800万名儿童因此得到了各地团体的帮助，仅去年一年的受益儿童就有100万名。从1997年起，全球儿童基金向78个国家的近500家团体注入了2600万美元的资金。2011-12年度，它就向约300个团体捐赠了400万美元。全球儿童基金的目标，是在5至7年后与这些团体解除关系，即让它们届时有能力筹得所需的资金。林赛说，大约92%的团体，在停止注入资金后，都依然运转正常，这其中就包括卡纳的团体。

    而这些团体的确在全球范围内在儿童的生命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全球儿童基金在加勒比海岛国海地开展有多个项目，这个全球贫穷地区排名抢眼的国家因为2010年的地震丧失了数以万计的生命，还有更多的人流离失所。

    33岁的潘塔莱翁·卓琳(Pantaleon Jolin)每周要几次带着她收养的女儿桑提亚·米歇尔(Santia Michelle)来到由全球儿童基金部分资助的雅克梅勒市(Jacmel)的帕查帕残障儿童中心(Pazapa)。两年前，她发现了被遗弃在医院内的7个月大的桑提亚。桑提亚患有唐氏综合症和脑积水，使得她头部肿胀。“但没有办法不喜欢她”，卓琳说这孩子“永远都在笑”。但残障者在海地仍遭受歧视，这也使得她的亲生父母弃其而去。帕查帕——在海地语中意为“一步步”——是她唯一能来的地方。由于中心的医疗得当，桑提亚的身体状况得到了改观，她现在已经能正常坐起了。

    全球儿童基金的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对非政府组织和巨额援助事业的指责。许多发展性项目成功的背后“耗费巨大，并且败笔无数”，阿基米拉说：“在一项投资上，我当然宁愿失败的投入越少越好。”几千美元的投资风险很小，但同时也能实现惊人的受益。与草根团体联手也同样降低了不少从西方国家直接移植项目的失败率。这些团体“亲近社区，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们被社区的需要所强烈驱动着。”英国的一所智库——海外发展研究院(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这样评价道：“来自国外的NGO并不总能够真切地了解一个社区的需要。”

    如同孟加拉的开创性微贷项目、专供穷人脱贫的格莱珉(Grameen)银行一样，林赛说：“我们正在成为下一个格莱珉。”

    （据《金融时报》 高文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