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明敏

    2012年2月4日，周六，18岁的聋哑孩子卢亚男提出要去蒙城县城关和同学见面。此时正是正月，本应在家安心过年的他告诉父亲自己受到了同学的邀约短信，卢父提出要陪他一起去，但是亚男强烈反对。于是，当天中午12点40分左右，父子二人在城关镇南华宾馆门口分开，约好见完同学后下午3点一同返回，但随后卢亚男却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10个月后，卢亚男的表哥小蔡在微博上发出寻找表弟的讯息并且@微博打拐，与此同时，他爆出了蒙城先后有多名聋哑孩子出走的讯息。此事进入了公众视野。

    《公益时报》记者联系到微博名“L我才是卢大壮”的小蔡，他称2011年至2012年间，先后有6名蒙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和已毕业学生因类似情况走失，他们分别是卢亚男（发帖者表弟）、刘跃伟（男）、王磊（男）、王灿（女，为王磊亲姐姐）、李娜（女）、高婉琪（女）。此外，还有一名叫赵哑巴的聋哑男孩非蒙城特教学生，但属于同样情况。

    经过记者核实，事实上共有5名学生到现在仍无下落，王灿并没有失踪，赵哑巴也已经于2012年7月间回家。

    爆料者小蔡在微博上发布信息的日期仅仅是在贵州省毕节市5名流浪儿童被发现闷死垃圾桶之后的第5天。流浪儿童、聋哑人同属弱势群体，近年来以他们为主体的各种社会性事件层出不穷，频频挑动公众的神经。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告别原本熟悉的环境？他们的世界究竟是怎样寂寞孤单？或许，建立起有效的事前关怀机制，可能才是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关键。

    家长、老师、警察

    这些刚刚成年的聋哑孩子中，只有王磊算是给家人留下了一点说法，他的母亲告诉记者：“他跟我们留了封信说想出去打工，也没说要去哪，这信压在床垫絮下面，要不是我晾晒棉絮我还看不到这封信。”

    这5名孩子中只有高婉琪和家人有过几次联系，她从2012年2月27日出走，曾经回过2次家，还通过网络视频联系过几次，最后一次是今年10月份，但其家人也只知道她现在在北京从事装饰品买卖工作，具体信息一无所知。

    “她今年3月和6月份分别回来过，前一次说是去了合肥，6月份说去北京，我们拦不住她，6月份她要走时非常坚决谁拦着就要和谁吵，外面是什么这么吸引她我们也搞不清楚，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我真的很想我女儿快点回来，”高婉琪的母亲叶晓玲说。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办公室主任韩朝柱给《公益时报》记者这样一个说法：“这些孩子确实都是我们学校学生，平时在学校成绩和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有的还是班干部，李娜、王磊和卢亚男都已经毕业升至合肥市特校，高婉琦、刘跃伟虽是本校学校，但他们都是在放假期间出走，这个时间段学校无法尽到监管责任，应该是家长在监管，学校不应该承担责任，”韩朝柱说，“学校正积极配合家长和警方进行查找和调查，已对与这几名走失孩子有着密切联系的同学进行询问，希望能够尽快弄清孩子出走原因和下落。”

    “看到了网上相关信息，知道这个事情，正在进行积极调查，有结果我们会及时向媒体通报，”蒙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张姓副大队长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当时接警的警员李涛也对记者表示，“走失孩子暂且定为疑似失踪，我们已经做过走失孩子家长的血样采集，录入全国失踪人口系统等待进行比对，电话和QQ都进行有效监控，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没有太多价值线索。”

    蒙城公安刑警李涛认为，通过多年办案经验来看，聋哑人这个特殊群体不是很喜欢和正常人群一起活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他们有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哪怕是从事不法活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认同，所以行动来都比较集中、统一。

    缄默的孤单与困境

    家长们心急如焚，因为这些孩子出走时身上都只有很少的一点现金，证件、换洗衣物都没有携带。

    “很着急的，小孩身上就装了160元钱，其他银行卡、换洗衣服都没有带，要是去了别的地方我担心他怎么生活。现在外面团伙作案特别多，我怕他被骗、被人操控了。”卢亚男的父亲卢建良担忧地对记者说。

    类似的担心也同样反复地被表述，当记者采访刘跃伟的母亲王敏、李娜的父亲李传振、王磊的母亲、高婉琪的母亲叶晓玲时。

    孩子家长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近年来，全国各地关于聋哑人的社会性事件已发生多起，最近的一起规模较大的是2012年7月15日，大连公安召开新闻发布会打掉一个作案地遍及辽宁、江苏、安徽等11省市200多人涉案的特大聋哑人扒窃犯罪案，追缴各类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260余万元。

    而记者从蒙城警方了解到，现在已经回家的赵哑巴，正是此次大连警方打掉200多人团伙当中的一名，2011年9月赵哑巴走失，同年12月因在公交车上盗窃被大连警方抓捕，2012年6月被遣送回蒙城。

    事实上，蒙城这些聋哑孩子在家庭中的生活相比贵州毕节的流浪儿童大有不同。

    这些走失孩子基本都属蒙城县乡镇的孩子，父母都是农民，但父母们对他们在家中都是格外关照，不管男孩、女孩都让其接受良好教育。

    “家里面就这么一个女儿，还是聋哑，我们怎么会亏待她呢？对她比对我们自己都好，吃、穿各方面都是尽可能满足她。”高婉琪的母亲叶晓玲说。

    “在学校由老师管，在家肯定是我们家长管，虽然是农村人家里条件一般，但还是尽量满足娃娃的需求。”李娜的父亲李传振说，但他也道出了一些无奈：“家长普遍都不懂手语，跟孩子交流只能靠笔写字再无它法，这就使得孩子在家比较孤单，不知道他们内心在想什么。”

    全世界共有2000多万名聋哑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7%，他们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而手语就是打开无声世界大门的钥匙，但显然这些家长没有这把钥匙。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洪堡学者（德国洪堡基金资助）刘国福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聋哑儿童本来就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理应由相关部门来保障，报告警方只是一个方面，警方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最应该着手关注的应该是当地残疾人联合会，同时民政部门也应该起到相应作用。”

    对于家长和学校两方，刘国福认为都有监管不力的责任。“残疾人最主要的监护人还应该在家长，作为校方相关负责人称不担责也不恰当。放假期间，如遇突发事件，校方应该都有紧急联络人可供联系，紧急预案以备实施，平时更应该加强对学生和家长在这方面的应急教育。

    刘国福认为，应该加大《残疾人权益保障法》的执行力度，健全和完善残疾人服务和管理制度，保障残疾人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