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1日，缅甸一天之内发生两次6级以上地震。11月15日，壹基金救援联盟由总干事蒋怡李、绿野救援队吕忠洪、V救援队王珂等5人组成的一支轻型救援队抵达缅甸曼德勒省，在中国驻曼德勒省总领馆的支持和当地华商协助下，展开救援行动。这是内地第一个走出国门执行救援任务的民间公益机构，也是目前唯一一支进入处于缅甸行政禁区的震中地区的外国救援队伍。

    王珂，北京V救援队队长，他和朋友在汶川地震后创立了V救援队，其中多名队员是特种部队退伍军人。今年北京的“7·21”水灾、延庆雪灾等他们都参与了救援。缅甸救援的5人20日回到国内后，王珂向我们讲述了在缅甸这些天及前前后后的故事。

    突发情况下的紧急行动

    11日上午第一次7级地震（后修正为6.8级）后，我跟救援联盟总干事老蒋沟通了一下，觉得缅甸距中国这么近，可以考虑。下午第二次6.2级地震，我们又通电话，并向缅甸云南华商商会的朋友询问了情况，认为应该有所行动。

    但跨国救灾毕竟比较复杂，不是说做就做的。12日的壹基金会议上，我们提出申请，基金会决定特事特办。我们当天就准备好装备和物资，13日出发到昆明，经过漫长的等待，搞定签证后，15日乘飞机前往缅甸。当时也不知道应该跟哪个政府部门沟通，没有先例，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是有点回避这个事情，对外消息是在上飞机前发出的，因为不知道会有哪方面的阻力。

    15日中午抵达曼德勒省会曼德勒市后，我们在华商商会朋友的安排下从机场直奔中国驻曼德勒总领馆。总领事郁伯仁先生见到我们后有些诧异，不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活动——两国政府都不知情，我们持的是旅游签证，前来救灾。在确定壹基金救援队的身份和资质后，总领事说，这种尝试值得赞赏，但此次行为是不规范的，当然目前也没有先例和规范的流程。但是目前缅甸政府的态度是，只接受国外的财务救助，不接受人员支援，而且震中处于行政禁区，能否前往还不清楚，需要与对方协调。

    第二天，我们在周边做一些准备工作，查看灾区情况，走访一些志愿者。当晚得到总领事的消息：可以进入。总领事亲自与曼德勒省政府联系，省政府报请缅甸中央政府，拿到经中央政府特批的外交函后，我们就可以很顺利地进入震中灾区。

    非典型性震区救援三日

    17日，我们租了一辆车，由华商商会的朋友做向导和翻译，前往震中。进去之后发现，这里的情况跟原来见过的地震都不太一样。大多数地震都是辐射型的，从中心向外扩散。在震中德贝金镇，离中心区域只有几公里，还没有发现房屋倒塌的情况，又过了一条街之后，马上看到一片废墟。当地的行政官员为我们介绍灾情说，这次地震的错位位置在伊洛瓦底江江底，灾区呈一条线，这条线周边的房屋都严重损毁。

    救援队进入时已是震后第五天，过了黄金72小时，我们最擅长的搜救工作已经结束。所以在灾区的三天，主要工作是查看、提出建议、与当地部队一起清理废墟。当地经济条件不好，民居大部分是竹木结构的，但缅甸是佛教国家，也重视教育，所以寺庙和学校都是用砖瓦修建的。可也正因如此，寺庙和学校的倒塌最为严重，很多是摧毁性的，因为砖瓦结构中没有钢筋。其中有一座佛塔，我刚看到的时候完全没看出来，它已经完全坍塌，只剩下底座。

    当地有的居民会想把房子修一修继续使用，清理出来的砖也尽量能留下来的就留下，码得整整齐齐准备继续用。我们会仔细查看，提出建议，有的房子已经倾斜了，看上去没事，但根基已经垮掉，一定不能保留；有些典型的废墟，我们建议不要清理，可以留作参观，变成发展经济的办法。他们会很认真地记下来。我们一处一处地查看，尽可能多地查看重灾区。

    每天晚上我们必须回到指定的住宿地点，不能在外搭帐篷，这是当地政府的管理规定。另外我们也希望去更多的地方。

    在当地的救灾体系中，军队是抢险救灾的主力；政府协调各种资源；寺庙和僧侣是赈灾的主持者。灾民基本上安置在寺庙，长老和僧侣负责救灾物资的接收、整理和发放，我们带来的急救包、药品等物资也交给了当地寺庙来发放。宗教体系在救援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使灾难发生后的整个社会仍然井然有序，不会混乱。

    由于一直比较忙碌，很少有时间与当地居民深入交流。壹基金在国外还没什么名气，大家都不知道，但一说“李连杰”，就都知道了，还会很形象地比划一个武打动作——“嘿哈”。到后来，华侨帮翻译的时候就干脆就说李连杰基金，由此也可见文化输出的影响力更加深入。其中有别的村前来帮忙的居民遇到我们也会说，我们那边也受灾了，过去看看吧。

    救援阶段过后，主要工作就是重建，这就不是我们在当地能够发挥的作用了。20日我们回到总领馆，汇报救灾情况，领事馆也认为这是一次比较成功和顺利的救援行动。达到了行动目的，也通过救灾的方式传递了来自中国民间的善意。领事馆同时传达了需要哪些后续援助的信息。我们回来之后的任务就是寻找后续资金，支援重建。

    我们可以承担更多责任

    救援的顺利进行，除了总领馆给力，当地华人社团也起到很大作用。他们切身体会到两个民族关系的重要性，希望他的母国可以给缅甸人带来积极友好的形象，觉得在灾害的情况下前来救援是很有必要的，甚至比我们更积极，更加希望我们能去。虽然中国官方对许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有支援，但民间的支持也会很有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次救援也是一个提示，民间救援是一件好事情，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因为这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到两国政府的支持，否则寸步难行。

    我们20日回到国内。这次救援缅甸当地的报纸和电视都有报道，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晚报等国内媒体也有报道。但到目前还没有政府部门来过问这件事情，没有人提出疑义，或者说至少是默认。

    事实上，我们很早就有国际救援的设想。从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这是一个转折点，民间救援力量蓬勃发展起来。到现在已经搞了三四年，国内的体系趋于成熟。像壹基金救援联盟已经有了300来支专业救援队伍，遍及全国各地，都能够做到快速接警，快速出动，与政府救援形成互动。我们需要向国外学习，而且觉得可以承担更多责任。

    救灾期间我们遇到了当地的民间救援组织，他们是代表联合国参与救援的。他们参与过海地地震这样大规模且长期的国际救援，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所以当缅甸发生地震，联合国就派这支本地的队伍直接承担救灾任务。相比之下，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我们需要更充分的准备，这次救援本来计划是9个人，但因为事发突然，另外4个因为护照等各种问题没能前往。这就需要把整个流程理顺、建立起来，提高效率。能早一天到达灾区，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报记者王会贤据王珂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