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闫冰

    向前追溯“社会工作者”成为国家职业新工种的时间并不太长。2004年，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国家职业标准里，“社会工作者”被首次载入。至此，这个曾经在中国有实无名、“听上去很美”的行业，终于获得政府层面的支持和认可。

    那么在公众眼中，“医务社工”的概念并不足够普及也就不足为奇。然而医患关系紧张、医务纠纷事件频出的当下，已经不容许有太多的时间让这一群体慢慢被适应和接受，医务社工的发展模式也在磕磕绊绊中未停止过探索。

    今年3月9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其官方微博@上海发布上这样写道：“你听说过医务社工吗？他们运用专业技能，为患者提供更多心理关怀、社会服务，不仅是医生助手，还是患者朋友。市卫生局表示，今年本市将在部分综合性医院和儿科、精神科、肿瘤科等专科医院试点开展医务社会工作，实现医务社工持证上岗率达50%。”

    这无疑令上海地区社会工作者倍受鼓舞，其他地方的社工也仿佛看到了这个行业正在受到更高层面重视、逐步发展壮大的春天。

    12月5日，在“2012中国医院社会工作及志愿服务工作研讨会”上，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王羽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尽快制订“十二五”医院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工作推进计划，分解任务，细化措施，有条件的医院可以考虑恢复社会工作部，引进和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患者提供更全面的社工服务。

    在医务社工推进方兴未艾的背后，酝酿的是整个社会工作者群体在围绕行业进一步细分和深入推进的趋势化发展，医疗、司法、助残、社区等各个领域的社工介入并在该专业细化深造，才是整个社工行业成长成熟的标志。与此同时，政策制定层面的配套和细致化，才能切合实际地起到助推作用。

    上海模式的成功铺开

    在上海，医务社工的角色与医生护士一样，以科室或部门的形式被纳入医院体系之内，也被赋予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自2000年起，上海东方医院、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等医院就陆续出现了医务社工，也成为了国内引入职业医务社工的先行者。

    “但是那时候医院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部门的价值和作用，而我们也没有太多的相关经验。”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副院长季庆英对《公益时报》记者说。彼时内地的医务社工寥寥无几，人才队伍发展缓慢，仅本医院内部的服务缺口就很大，儿童医学中心500个床位，其中不少是重症监护室和白血病病人，但是医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3个社工。陈玉婷就是其中之一。

    上海师范大学社工专业的陈玉婷毕业后，便在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社工部开始了她的医务社工生涯，她说自己与部门共成长。一方面是通过科室轮转、跟随查房等方式进行临床实践，开展个案和小组活动，引入外界资源等等，另一方面进行志愿者的招募和管理，部门建章立制，课题研究等工作。“没有经验可循，我们所做的就是一直向前尝试。”陈玉婷如是说。

    十几年过去了，已经有较完备的知识技术和高校人才支撑的上海看到了发展医务社工的契机和模式——医院设立社工部，将社工纳入整个医院体系内，使之成为医院内部员工。

    这一点，陈玉婷的切身体会是，社工被派驻到医院当中的话，在医院内的整体融入度不好。“内部员工之间的沟通肯定会比外面的人来突兀地做沟通顺畅许多，每天和病患接触也会更方便，医学知识掌握得也更快。”

    这样的医院聘用方式令她有一种“身份认同感”，就是“自己看自己不一样，同事和病人看自己也不一样”，在薪酬保障方面也没有不公平之感和职业发展的后顾之忧。

    今年2月，上海市卫生局出台了《关于推进医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试行）》，要求在“十二五”期间，各家医院初步形成医务社工管理机制和工作格局，建设一支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熟练开展医务社会工作的专业队伍。明确规定“在医务社工配置上，综合性医院按照每300-500张床位配备1名专职医务社工，儿科、精神卫生、肿瘤、康复等专科医院每100-300张床位配备1名专职医务社工。”预计到2015年，全市在岗医务社工总量力求达到400－500名。

    “在医院的评价体系指标里面，有没有医务社工和社工部已经被纳入，成为了一项考核标准了，这在全国只有上海这么做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副院长季庆英的话里透露出欣喜。

    北京模式的尝试与困境

    与上海相比，北京的医务社工之路起步并不晚，甚至还在全国前列。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附属北京博爱医院作为首家医疗领域的代表正式成为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员，并成为中国社工教育协会确立的全国社会工作者实习基地。但医务社工的北上之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停留于此，止步不前。

    直到2009年8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务社工部正式成立。它将医务社工在北京的影响力再次扩大，并在集结调动志愿者资源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绩。北大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陈红介绍，截至今年9月，北大人民医院共注册志愿者2616人，其中院内人员占65.3%，院外人员占34.7%，累计志愿服务时间达3.9万个小时。

    但这种尝试始终以医院个体为单位缓慢推进着，其推进效率和主动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院内部领导层面及医护人员对医疗社工价值和作用的认识。

    有这种认识和探索精神的还有一些专业社工机构，试图通过派驻社工的方式，最终能够推动政府或医院购买服务，北京海淀区睿搏社工师事务所就是其中之一。事务所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的社工系主任范燕宁教授，回忆起2002年首都师范大学招收第一批社工专业学生的时候就确立了四个方向，但她坦言，相比城市社区社会工作、青少年司法矫正和残疾人社会工作相比，医务社工方向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发展。

    “一是医院的介入难度整体来讲要大于其他领域。还有一个难点，就是我们有相关经验的老师也不多，没法开展课程。”范燕宁对《公益时报》记者说。“但是我们老师和学生还是不甘心，不想放弃医务社工这个方向。无论是从学生的就业还是临床需求来说，都很有必要。”

    与他们一样，做过类似尝试的还有上海市乐群社工师事务所。“但是由于社工本身不具备医学专业背景，而介入医疗又是一个很长的服务过程，在医院的体制之外的社工是很难融入到医院的大环境中的。”上海乐群社工师事务所副主任吴芳回忆起2004年时机构所做的尝试对记者说，最终他们放弃了这个方向。

    但是范燕宁教授的尝试有了转机。中国社工协会儿童救助会方面希望与她合作，开展社工介入白血病儿童的救助项目。在辗转几家医院也吃过闭门羹后，北京市301医院同意她的社工和学生们在医院进行医疗社工服务。

    “但目前我们的社工还是志愿服务和学生实习的形式。”范燕宁说，“政府或医院购买服务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设立专门的医疗社工岗位，由医院和社工事务所对接，目前北京一个本科毕业的社工年薪是5万至6万元，对于一些大型医院还是可以承担的。”

    “但是得加大宣传力度，让他们知道医疗社工是什么、可以做什么，再从政策制定层面做一些推动和实施办法，先期可能就会有一些医院响应，有一批医院带头做了这件事儿，再往下推行就会好很多。”范燕宁如是说。

    差距与行业化发展

    香港、台湾的医务社工工作开展迄今已有六七十年的历史，已经形成了完整、清晰的运作体系，香港的公立医院每百张床位必须配备一名医务社工，他们均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台湾平均每百张病床也有一名医疗社工师，所有医院提供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均不向被服务者收费，而是由政府出资。截至去年，台湾的医务社工已有1300多人，香港有500多人，而发展较好的上海，目前也仅有20人左右（按持证上岗者人数计）。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只有21家医院成立了社工部，而我国仅三级医院就有将近2000家。因此，社工的数量还远远不够。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刘继同教授曾经在“首届全国医务社工论坛”介绍，新医改方案明确提出开展医务社会工作，以增进医患沟通、缓解医患矛盾、实现以病人为中心服务目标。国家民政部社工调查报告显示：到2020年全国需求专业医务社会工作者将超过一万人。但目前仅有首都医科大学等3所院校开设了相关专业，且课程设置中缺乏疾病心理学等相关内容，使学生难以胜任医务社会工作。

    社工基数、人才培养、模式制定……不管从哪方面看，医务社工的推进之路堪称任重而道远，但这背后所发出的是社工也将行业化、更加细分的发展信号。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副院长季庆英介绍，“国外和香港地区的社工也会更加细分，有技术型和行政型的，技术型的又会细分为心血管科的、血液科的、门诊科的等等。那么行政型的可以主要负责外界资源引入、研究课题等。所有的社工跟实务非常接近，仅医务社工都会细化。”

    12月20日，中国社工协会会长徐瑞新在中国社工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和五年规划，将社会工作的“行业化”与“专业化”、“职业化”一道反复提出，这无疑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