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1：

    2012年发生很多事情，很多事件的主体直接指向了专项基金，在专项基金的监管和信息公开上，有没有比较有效的办法或建议。

    邓国胜：为什么专项基金出了问题，主要是基金会挂了太多的基金，而政府由于缺乏专门的基金管理办法，所以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还是要出台一个基金管理办法，对这些专项基金进行规范？

    刘文奎：我们的专项基金管得比较死，我们五年前一个理念叫不相信任何人，设基金可以，管理必须是基金会的人操作，现在我们觉得这样太保守，准备探讨是不是设一些开门型的基金，前提是怎么管好，这个课题对我来说是新的。

    王汝鹏：一个要专业，去年前年出了很多的事情，其实两个方面的问题占主要的，一个是专业性，第二个是透明度。其实把这两个问题做好了，可能会解决很多问题。

    问题2：

    王凯做的爱心衣橱项目品牌打得很响，公众知晓率很高，名人效应在公益活动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明星是不是也是公益项目资源整合的一部分？

    王凯：这肯定是，但是所谓的“名人效应”我一直认为在这个品牌的初期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品牌的维护还有公益品牌持续的发展还是靠你的机制，不管透明的机制还是产品塑造的机制以及完成产品服务的机制等等各个方面，包括你团队的执行能力等等，这些综合素质才会造就一个公益品牌能够持久。当评论一个人的一张脸，你说是名人也不是众所瞩目的偶像，每一个企业在和你合作的时候实际上各种各样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值得的是你提供的服务和整个团队的做公益的赤诚之心。当这些东西让大家看到的时候，本身这个公益品牌已经大大盖过所谓一个名人的知名度应该达到的效应了。

    秦国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也一样，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王凯支持我们，我们在整个公益运作当中整合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名人效应。这也是一种双赢的运作模式，明星他的公众关注度非常高，如果他又有做公益的需求，作为公益组织何乐而不为，我们觉得利用明星效应来整合资源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比如“母亲邮包”这个项目选的是萨日娜做明星代言，她演《中国地》一些母亲的形象，她本身又非常有爱心，每年给基金会捐款，起到非常好的正向作用。

    杨文庄：我们基金会的明星很多，中国的明星很多，很多明星很愿意和各大基金会进行合作，这是一个现实。

    窦瑞刚：明星这个事就是双面的，弄好了是双赢，弄不好双输。我们和很多名人合作过，比较好的情况是，你有你的产品和项目去和明星的品牌定位达成一致。如果你的品牌形象和明星没办法实现共赢，有可能互相都被抵消。

    何力：名人也分很多种，会有越来越多的公益机构根据他们的诉求发挥这一类名人的专业特长，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公众形象而且有相当的专业技能，而且我相信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不仅是资金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奉献出来专业技能作为一个公益发展新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问题3：

    论坛上嘉宾说媒体要理性地对待公益，那么媒体在公益和公众之间要扮演起怎样的角色？

    秦朗：跟媒体本身特性一样，本质来讲还是沟通交流，沟通有交流助于事实真相的发现和传播及互相的信任和了解，有了这个基础，我想有点悲观的人才环境这些东西都会有好的预期。

    韩国辉：我有一个不太主流的、可能不符合很多人想法的想法，我认为任何公益出现问题都正常，先不说像刚才王秘书长说的郭美美事件这一特殊的案例，中间有一些跑冒滴漏或者其他的现象都正常，因为在中国或者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行业都难免出现这样的问题，只是公益让大家觉得就不应该这样，但是任何一个行业有错误都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整个行业是趋于规范的，是好的，那么就能够允许它犯些小错误，有一个这样的犯错空间给公益事业。正能量传递出去，这个行业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有人做总比没人做强，网络上很多言论有时候并不只针对这个行业。

    问题4：

    有些企业将公益慈善当做危机公关的手段，对于这个问题各位嘉宾怎么看？

    何龙盛：公益是公益，责任是责任。对一个企业来说，企业作为非常普遍的社会组织，公益是整个责任的规则，企业的责任一定不能抬高，企业的责任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对企业做公益的看法可能需要更多的理性。我个人理解企业逐利是本性也有天然的合法性，更优秀的企业或者说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的企业，这个企业做慈善有它的必然性，但是可不可以拔苗助长要打一个问号，尤其不能作道德评价或者道德绑架。

    任峰：不合规的行为要去批判，要去督促它改进。它如果切实拿出真金白银去资助了该资助的人，这种行为应该得到尊重和认可，这是两个层面的事。只是后一个行为的同时，我们作为媒体也要去做监督，我一样要去看你这个款项是不是到位，所谓用这种行动公关道德上被批判的分水岭在于，后者执行是不是真实地按照合规的方式来做。

    问题5：

    跨国企业在本土化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水土不服的情况，怎么克服？

    杨钟仁：英特尔比较幸运，一开始企业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公益事业也刚刚起步，我们经过了一段适应过程，在这方面比较幸运，我们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利用技术共同来推动在中国的社会创新。所以共同成长，没有特别水土不服。

    20年前英特尔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386芯片、486芯片卖给谁，国内没开发软件的厂商，怎么样把这个产业做活？怎么样把IT产业做大？我们在过去几年在思考，怎么样规划一个蓝图，把这个生产链条连接起来，这个生态链不像产业生态链，这是一个社会生态，大家可以共存，有机的发展。很重要一点，可能大家忽视，其实现在很多的资源技术要提供社会没有满足的需求，最快捷的还是要撬动企业的资源，怎么样提供教育的产品服务，怎么样提供医疗环保的产品技术服务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怎么把企业CSR理念贯彻等等。CSR不仅仅是慈善，最终是社会的影响，把社会影响最大化，同时在产生社会影响的同时又有经济的回报，这才是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之道，这才是未来公益发展的无形之手。

    栾江红：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实际上当时我们捐款也是有一个争论，是不是赶紧发稿或者赶紧通知或者要不要现场在中央电视台举牌，我们当时是否认了，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在那种紧急情况下尤其是在灾区还有我们的员工还有我们的商店，当时员工自发把所存的食物给当地社区。那种情况下以实施为主，很多企业自己告诉我捐了多少，就像谁爱国谁不爱国一样。后来我们确实遭遇了水土不服，我们吃亏，因为很多网上的人开始骂我们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后来我们反思，在你确确实实做的时候，有一定的宣传还是必要的。

    （问题来自年会现场腾讯微博网友提问，闫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