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雪弢

    前不久，刘选国撰写了一篇名为《中国的基金会离伟大还有多遥远》的专栏文章曾在本报刊出，文章中间的心得来自于他近一年来遍访各大国际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交流学习的感受。

    曾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工作两年半，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工作七年，近十年的基金会从业经验让刘选国对这个行业深有感触。2012年下半年，他从秘书长转任副理事长，开始有时间从具体的管理工作中分出一些精力思考行业。刘选国说，他很想站在行业与未来的角度思考一些问题，中国公益走到今天，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做这件事。

    刘选国认为，相比来说，在公益机构的未来发展中，类似红基会这种传统的公募基金会以后可能会越来越类似于美国的社区基金会或者联合劝募机构。而真正对国家、社会、民族施加巨大影响的“伟大的基金会”，更有可能诞生在眼下数量迅速增长的非公募基金会群体这样的土壤中。

    人物档案：

    刘选国，1962年5月出生，湖北省罗田县人，中共党员，长江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2010年9月至2012年7月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2012年7月至今，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

    《公益时报》：之前这篇讨论“伟大”基金会的文章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撰写的？你认为红十字基金会离伟大的距离有多远？

    刘选国：从2011年郭美美事件之后，我们这个行业遭受批判，引发了很多改革与反思。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之后，这个行业应该得到成长，慢慢成熟。要从这些批判中增长见识，学到新的东西。我们都不自觉地把眼光关注到国外国际，把国际好的伟大的基金会拿来作为参照。我们机构做了几件事：2012年年底启动ISO9000认证，进行国际的质量标准，加强机构内部建设、规制建设，提升机构的执行项目、筹资、财务管理等标准化水平。同时，我们启动了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会的OCAC标准评估，实际这个标准指标有很多不大适合基金会模式，是针对国家红会的。但参与OCAC评估后，我们看到红基会对照国际水准能达到什么高度，让我们也来做些反省，哪些地方做得好，能得高分，哪些做得不好，是不及格的。

    的确，我们中国的基金会尽管走过了32年的历史，但我们真正离伟大比较近的基金会，可能还没有出现。

    《公益时报》：那么，中国的基金会怎样才能更接近伟大？

    刘选国：有可能我们中国将来最伟大的基金会出在非公募基金会，像我们这种公募基金会以后发展更类似于美国的社区基金会或者美国的联合劝募机构，最可能做的就是一些授人以鱼的慈善项目。

    为什么我们这种基金会可以成为优秀的基金会却成不了伟大的基金会呢？因为我们这种基金会，一方面要筹资，筹资过程中就受到捐赠方的影响。所以很多项目不能够完全按照自己意志使用资金，要和捐方联合设计项目，按照他的意图落实他想做的事，包括我们红基会现在很多专项基金，某种程度上受制于捐赠方。

    而美国基金会在原始捐赠人逝世后，后代对基金会干预不是太多，或仅仅是在董事会里有一两个席位，董事会变成真正的公共机构，吸纳很多专业人才。中国的基金会应当说已经开始有这个势头了，比如曹德旺30多亿的股权捐赠。如果这些企业家能够真正地尊重基金会治理模式，股权真地交给基金会打理，让基金会来做投资增值，按照理事会安排把钱用来做基金会宗旨认可的项目，伟大的基金会会从这类非公募基金会中产生。

    《公益时报》：你之前提及的福特、洛克菲勒等基金会都自己拥有庞大的资金供机构支配，除此之外，“伟大”还有什么其他构成元素？

    刘选国：不仅仅是资金的实力、做的事，还有它的治理结构以及在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它能够发挥的作用。这些伟大基金会的共同特点首先是：不仅仅是做扶贫或者其他的慈善项目，更多是授人以渔，消除贫困的根源，做政策的撬动，做改良社会的工作。

    《公益时报》：欧美这些大型的国际基金会往往都由一些高级的专业人才进行管理，那么中国基金会走向伟大的路途上，人的问题你怎么看？ 

    刘选国：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开始有慈善的冲动，但怎么让他们的资金更好地发挥作用，让慈善成为一种科学，这还有个过程。要把他们的钱更好地用于社会，可能还需要专业的人来参与，参与设计、参与运作。未来职业慈善运作肯定是能吸纳一些优秀人才进来，我们国家已经开始慢慢出现，但目前制度条件、待遇条件还不够完善，所以还没有吸纳更多人加入。

    资中筠的著作中曾讲到美国大基金会跟美国政界人才流动的渠道是畅通的。国务卿或部长退了后到基金会做主席，有的基金会主席去当国务卿、当部长，这是很常见的，中国似乎目前还没有这种互相之间的流动。

    中国过去三十年民间组织出现的困境是，创办这个组织的人非常优秀，但是由于待遇报酬发展前景解决不了，吸引不了人才进入，所以出现的困境是：他想退休但退不了。他这个组织离开了他就不行了，找不到一个人来接替他。机构筹资能力发展能力差，养不起优秀的人才。这个状况应当说非公募出现后，开始得到一些改观。由于非公募实力的支持，出资人都是些企业家，他知道人才的价值，所以非公募人才待遇报酬比公募普遍高，开始向国外基金会驻华机构的薪资靠拢，所以这块将来会有优秀的人才进来。非公募的优秀人才可能会超过公募。所以，公募基金会需要改革，如果我们不改革，薪酬体制老跟不上，就会成为非公募的培训学校，他们会不断到我们这里来挖人。

    《公益时报》：看起来你更看好的是非公募集基会的发展潜力。那么，类似于红基会这样的传统的公募基金会怎样面对来自非公募的竞争？

    刘选国：公募基金会面临着新的竞争的环境，今年国家的动作更大，放开草根组织登记的限制，过去认为公募基金会有垄断，那么现在就是完全竞争的状态，筹款面临来自更多小的、新成立的基金会、民非的挑战。另一方面，过去的很多捐资方现在自己成立了基金会，不会把钱捐给你了。面对竞争性的筹款市场，公募基金会必须进行进一步专业的细分，突出你机构的优势。在你擅长的领域做大做强，做得更专业，靠专业性来吸引捐赠方兴趣。我们这几年一直强调公开透明，让捐赠方参与一起做慈善，让他在过程中获得快乐。

    公募基金会过去曾经有的优势，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还会成为你的行业优势，比如红基会依托红会，红会组织一直延伸到县一级，所以县一级的红会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项目的执行方，它会减少我们做项目的实施成本，提供进入路径。这些优势发挥好了，都会成为我们将来的竞争优势。

    我曾把基金会定义为公益服务商，就是为企业公民实现他的慈善目标，提供专业的慈善服务。你的服务做好了，客户就维护好了，就会有一批忠诚的公益合作伙伴。做公益需要成本，大财团、富豪可以用自己的团队来做，但更多的公众和小企业还是需要专业的公益组织服务，所以专业化，专业的细分，是未来公募的立足点。

    同时，我们研究了近几年针对普通公民的小额捐款项目，利用普通公民非定向小额捐款来开展公益项目，我们对数据库筹款模式学习研究了好几年。中国公益组织过去捐款百分之七十以上来自企业，而国外的公益组织捐款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公民，募集公众捐款、募集小额捐款，为具有爱心的公众和中小企业提供公益服务，应当是未来公募基金会的主要业务发展方向。

    《公益时报》：红十字会整体改革的进程对红基会是否有关联效应？

    刘选国：媒体的报道可能给社会上造成的一种错觉，红会的改革似乎是从郭美美事件开始的。实际上从1999年红十字从卫生部分离后就已经开始了改革路程，我到红十字系统工作七年，已经历过总会的三任会长，他们都在不断改革，治理结构在不断完善，品牌和项目管理能力也在不断提高，项目执行更符合国际标准，这是他们不断在推进的工作。郭美美事件后，改革的力度更大，步伐更快，同时社会也更加关注。

    因为红十字会系统是参公单位，自然带有一些行政化色彩，国际上来看，都定位为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承担着很多政府授权的职能，要保持一些行政化的色彩。现在的改革让它又有了一些有市场化的色彩，比如面向社会招聘人才，引入市场化的绩效考核机制，更加公开透明，让媒体主动介入等。更多的做法是向国际红十字组织的治理模式靠拢。

    对红基会来说，在红会系统中，一直是改革走在比较前面的一个机构，从2005年以来一直是以企业化管理模式运作，我们的人才是公开招聘进来的，薪酬参照国内其他基金会及企业单位的制度有自己的体系，干部实行的是聘用制，能上能下。实行这样的机制，能保持机构的活力。所以改革对于一个社会组织来说是永恒的话题，因为你面对的需求，面对社会支持你的资源，社会环境，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不断地要对机构内部做改革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