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红会社监委系列报道①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2012年12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以下简称“中红会”）在北京宣布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社监委”）成立，通过社会遴选聘用16名社会人士担任社会监督员对中红会项目进行监督。

    社监委秘书长、北京国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伟民当天对公众表示，“监督与被监督是相辅相成的，红会启动社会监督机制，成立委员会，这些委员背后是更多更广泛的社会公众，他们本身的一言一行首先是受社会各界监督，受社会公众的评判”。

    可就在黄伟民的这番表述5个月后，社监会委员们却达成统一意见，涉及社监委相关事宜委员们个人不再接受媒体采访，选择等到6月9日年中会后再作回应，当前一切事宜由秘书处安排回复。

    几个月来社监委的监督进程并不平坦，常常饱受质疑和诟病，公众向其反映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涉及红会虚开发票、万元帐篷和餐饮发票、扣留2.5亿日元中国劳工慰问金、艺术家方力钧等百名艺术家义拍8472万元善款使用等，但是社监会的回答几乎均被公众扣上了辟谣、澄清、辩护、解释的帽子，网友们质疑——“这也叫第三方监督？”

    而随着“重查郭美美”风波的不断发酵，质疑声浪更是登峰造极。

    社监委还是公关部？

    5月13日、16日，网络爆料人周筱赟在天涯论坛上分别贴出《红会公关部真相：只辟谣不监督的“社会监督委员会”黑幕大起底（上篇）》和《红会社监委黑幕（中篇）：社监委重查郭美美是和红会演双簧》两篇爆料，帖子一出将多日备受质疑的社监委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周筱赟在帖子中说，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社监委”）就是中红会的公关部，只辟谣不监督，社监委委员兼新闻发言人王永实际控制社监会（指王永的公司与中红会有不当利益牵连），重查郭美美就是在与红会演出双簧，社监委财务并不独立等等，这严重影响社监委对红会监督的公平、公正性。

    帖子中称，社监会的新闻发言人王永以举办项目为名与中红会合作，并在成为社监委委员后，于2013年4月间通过自身公司举办“国内十大品牌女性”活动之机颁奖给红会现任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有致社监委不公平监督的嫌疑。

    帖子发出当天，王永即在个人微博上就质疑逐条做了说明。但对于王永的回复，周筱赟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回复均没在点上，这种面上的说法太过于笼统，没什么实际意义。”

    “社监委运作经费、办公场地根据《章程》由中红会提供保障，这种状况下，社监委每一笔钱支出都要得到中红会批准，如何能够称作社监委自身独立？再则场地和工作秘书也由中红会提供，这种方式运作，我们向社监委举报还能够得到有效、公平执行么？社监委就是中红会的一个内设机构，这种监督毫无意义。”周筱赟说，“王永在成为社监委委员前后，自己公司都与中红会有着紧密联系，拉中红会合作、颁奖给中红会领导，你还说要独立监督它，我不明白？”

    面对周筱赟的质疑，王永对《公益时报》记者称：“社监委当时找到我，希望能够担任委员，我当时也考虑了很久，但我看到红会这块品牌，我自身就是做品牌的，感觉到可以试一试，在这种情况下我答应了做他们的社会监督员。”

    “作为中红会社监委一名委员，我们接到公众质询后，根据《章程》会向中红会询问并调查，委员们自己开车前去调查，都是志愿者，不拿中红会一分钱。”王永说，“关于自身公司事宜，微博上已经做出过回复，自己公司与红会之间无任何利益往来，举办活动和颁奖并无不妥。”

    但根据《公益时报》记者查询社监委《章程》第十一条“社会监督委会委员的义务”中第4款规定：“当被监督事项与本人利害产生利益冲突时，委员应当主动回避。”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认为：“评选赵白鸽为‘十大品牌女性’时王永已是中红会社监委委员，王永的机构又推动这样的评审，就易引起社会对王永作为社监委委员的公正性产生疑问，合作最好避免，更何况给人荣誉？因为容易有利益牵连，会对其监督带来不公正判断。”

    （下转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