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益慈善事业飞速发展，但受发展时间短、法律制度建设落后、独立性差和监管力度不足等因素影响，慈善机构大多存在信息透明度不高、管理不规范、品牌影响力弱等困境。因芦山地震而再次发酵的“郭美美事件”，可谓是该困境爆发的典型。这不得不让人们反思，这一事件的持续发酵，究竟是谁的尴尬？

    它是慈善组织的尴尬吗？当然是！依托于政府部门的慈善机构，习惯了居高临下的姿态，习惯了不向公众公开信息的“纪律”，有意无意地忽略甚至忘却了慈善的本质，忽略了组织生存的根本在于提供有竞争力的服务，忽略了个人日益成长为公民，忽略了所倚靠的政府也面临社会转型的压力。公众对“郭美美事件”的强烈反响，显然不是不放过一个炫富的小姑娘，而是针对她背后那些利用慈善机构牟取不当而暴利的商业组织，是针对不透明不规范的慈善机构与慈善行为。换言之，慈善组织的尴尬，在于传统慈善组织缺乏独立行为导引公信力的尴尬，在于新兴的民间慈善组织需找到“婆婆”方的生存尴尬。

    它是政府的尴尬吗？当然也是！慈善组织的尴尬归根结底还是政府治理的尴尬。为了保证慈善组织的能力，官方对人员、注册资金、办公场所等设置了过高的“最低”要求，并规定了“双重管理”与基于非竞争性原则的注册制度，但却无力对年检和慈善组织的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查处。这一状态不仅致使大量的新兴民办慈善组织无法合法化，更使大量的传统慈善组织因无竞争压力而缺乏改进的动机，也为不少在香港注册的机构回大陆从事不法行为提供了机会。

    它是公众的尴尬吗？在一定意义上，是的！现代慈善之所以能成为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恰恰在于公众是慈善事业的主体，正是通过不断吸纳普通个体的参与，让平民在参与过程中培养、形成和强化慈善理念，通过互助实现价值提升与社会完善，慈善才得以传播与升华。然而，在现实中，与不断增长的个人财富和公民权利主张相比，政府和传统慈善机构的改变却过于迟缓。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使公众只得以减少捐款的方式表达不满。2010年以来，我国社会捐赠总量连续两年大幅下滑。

    无论是慈善组织的尴尬、政府的尴尬，还是公众的尴尬，实质都是传统官办慈善体制的尴尬。要让慈善成为事业，就要从根本上改变官办慈善的传统体制，即从根本上改变注册登记制度。今年发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指出，“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要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推动公益慈善类等组织的直接登记”，以及“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推动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在制度变革和各方的推动下，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迎来一个公益慈善的春天。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 郭金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