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在国际消除贫困日到来的前一个晚上，第四届“中国消除贫困奖”揭晓，来自山东烟台拾荒助千名穷孩子上学的91岁老人刘盛兰、贵州罗甸县麻怀村的现实版“愚公移山”主人公邓迎香等草根人物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知名的个人和机构共享此荣誉。

    10月17日是国际消除贫困日，今年的主题是“从极端贫困人群中汲取经验和知识，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歧视的世界”。长期以来，消除贫困一直是国际社会努力解决的社会问题。有数据统计：1990年发展中国家有43%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之中。1992年，第4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在各国政府的努力之下，极端贫困率正在逐渐下降，但截至目前，全球仍有超过12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世界银行将极端贫困定义为每天生活费低于1.25美元。

    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制定全球消除贫困目标，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到2015年使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和饥饿人口减半。

    国际消除贫困日当天，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此论坛由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与联合国驻华系统共同主办。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作为来自政府层面的最高级别官员代表中国政府讲话。

    汪洋说，自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制定全球消除贫困目标以来，中国始终把扶贫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通过强大的政策支持和广泛的群众参与，推动扶贫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提前完成了贫困人口减半等多项千年发展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将继续创新扶贫体制机制，强化扶贫措施，进一步加快减贫步伐。

    有民间组织看到机会，认为可在提供创新型扶贫模式上挖掘空间。这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的看法一致：民间组织在扶贫工作中虽然不可或缺，但相比政府的强大投入，只能起到一个补充作用。因此其更主要的方向应该是提供新型的扶贫开发模式。

    城镇化中的技能培训

    2011年公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以多种方式参与扶贫开发。事实上，扶贫一直是社会组织的主要活动领域。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发出了尽快解决贫困地区温饱问题的通知，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早期参与扶贫的社会组织以共青团、妇联、科协等为主。民间公益类组织并不活跃，并且参与形式比较单一，通常为直接向贫困地区提供资金和物资的支持。

    显然，这种强制投入方式的可持续性不强。同时随着公益组织自身的成熟发展，一些组织开始尝试运用创新的方法改变贫困人口的生活状态。其中，最被普遍采用的就是通过支持或开展项目，因地制宜地展开各种形式的培训。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支持的“妇女蜀绣培训计划”始于三年前。为了帮助当地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的妇联主席夏昌菊组织启动了该计划。“居家就业就是让妇女在家里挣钱。”夏昌菊介绍她的培训对象分为三类：一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广大农村妇女，二是包括流动妇女在内的城镇失业妇女，第三类是残疾人、聋哑人或者肢体不健全的残疾人。

    青白江区是成都的重要工业区，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广大农村妇女失去土地。妇女失去土地后就失去了种菜、种地、饲养家禽的传统工作方式。夏昌菊说，她就是“要寻找适合困难人口的新的就业模式，让她们既能把孩子带好，减少留守儿童的产生，又能有一定经济收入，来帮助家庭脱离贫困。”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还将通过发放培训材料及提供网上培训，帮助更多的女性提升从业技能。预计每年将有2万女性从中获得帮助。

    今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题是“城乡一体化与减贫”。汪洋强调，城镇化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减少农村贫困、实现社会公平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有序推进农业人口转移，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新型城镇化将更加重视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更加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更加重视城乡一体化，更加重视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将加快推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步伐，让更多的贫困人口充分享受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果。

    在夏昌菊看来，针对农民的公益培训类项目，会越来越专业并形成规模，会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金融扶贫

    与公益小贷市场的洗牌

    相比培训类项目通过增强贫困人口技能达到扶贫的目的，小额信贷项目则是从生产制度上改变其生活状态。中国的小额信贷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主要分两种渠道进行探索：一是由公益组织推动的扶贫公益小额信贷：上世界90年代初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的一批专家从尤努斯及孟加拉乡村银行引入小额信贷理念、方法，并在中国贫困地区开始实验；二是90年代末期由政府拿出50亿委托农业银行和信用社进行扶贫小额信贷探索。

    在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农信项目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中和农信）出版的《小额信贷在中国》系列丛书中可以了解到：第一种方式由于缺乏法律和资金支持而发展缓慢；第二种方式则因正规金融机构缺乏兼容小额信贷业务的机制与内生动力导致还款率低下，而且没有社会问责，最后不了了之。 

    （下转07版）

    （本报记者 张木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