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由搜狐公益以及联邦高登联合举办的主题为“野生动植物保护，我们能做些什么？”的“绿行者”公益沙龙活动在京举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前国际生物科学联盟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汪松，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专家孟智斌，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副主任郭耕，亚洲动物基金北京办公室主任方丹，联邦高登营销总监张志勇等参加了这场关于环保的讨论。

    生物资源现状堪忧 

    现在我国生物资源的开发现状如何？这是公众比较关注的问题。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副主任郭耕先生表示：“1989年出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我觉得有一些缺陷，比如保护宗旨叫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合理开发利用就没边没沿了，所以对野生动物的开发，过度利用比比皆是。”

    亚洲动物基金北京办公室主任方丹则表示：“我们一直不认为野生动植物是资源，在不认为这是资源的前提下，自然不存在任何开发的问题，这是我们动物基金的观点。”

    对于圈养野生动物的问题，方丹提到了黑熊，他说：“我们就认为完全没有必要，第一点是不安全，第二点是没必要，没必要是指可以被替代，第三点是因为它残忍，所以它完全没有产业化的必要。就像鱼翅一样，有很多的动物保护人士分析表示，鱼翅重金属超标，吃了有害，相信人们知道后就不愿意吃了。”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专家孟智斌先生还提及了森林的开发问题：“濒危野生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动物只有5000种，绝大部分还是植物。其实植物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基础，如果不把植物保护好，咱们就活不下去。热带雨林的开发采伐是个很大的问题，包括非洲、亚马逊、东南亚的森林资源开发，砍得相当厉害。我们国家还好，认识到天然原始林不能开发，相对来说开发采伐得较少了。”

    法律是最直接的武器

    对于野生动植物保护来说，法律是最有力最直接的武器。我国法律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力度如何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专家孟智斌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对于野生生物保护，包括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国还积极参与国际的濒危野生物种公约、野生动物多样性公约、物种多样性公约等，并跟周边国家签署了保护协议，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但是，相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来说，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还有待完善。联邦高登营销总监张志勇在沙龙上也指出：“关于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它的健全以及完善很大程度上还要靠民间组织的呼吁跟推动。”方丹也认为，要多通过人际传播来宣传呼吁，让越来越多的人倡导这个事，特别是专业人士。

    对于该如何保护濒危物种，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前国际生物科学联盟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汪松提出了他的一些建议：“第一，就地保护，把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保护起来；第二，完善必要的饲养地管理设施；第三，有的物种在我国灭绝了，但国外还有的，我们要重新引回来。”

    做绿行者 不只是旅行者

    “绿行者”是联邦高登践行社会责任设立的活动，搜狐公益成为联邦高登开展绿色公益活动的平台伙伴。

    搜狐公益和联邦高登于今年的4月和6月两次到四川，分别探访龙桥黑熊保护中心和鞍子河自然保护区。搜狐公益频道的柳姗说：“这两次探访让我们感触很深。龙桥黑熊保护中心的黑熊，它们曾饱受抽取胆汁的痛苦，而今重拾自由。它们能否给予人类无限宽容，我们无从揣度，但我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它们重归自然之后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

    “保护的关键不是把动物关起来，而是把人管起来。”郭耕表示：“我们要倡导观鸟，反对关鸟。买动物放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你放生之后，商人又逮回来卖给你，这是对野生动物莫大的伤害。”（刘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