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南充男子王海林为给身患白血病的女儿治病，扮成女人在街头摆摊卖卫生巾筹款，王海林获得140万社会捐款。但其间王海林突然丢下女儿离开，让外界哗然。

    事情的发展，让媒体和捐款人一时间都不好接受。媒体报道王海林的突然消失和离开，给人一个他是突然离开并抛弃家庭的错觉。而此前发生过的类似案例，是受捐人接受到大笔捐款以后，并没有按照募捐的初始动机为小孩治病，而是用于翻盖新房。

    可赠与行为就会有这样的问题。王海林通过吸引眼球的方式展示了自己家庭的困境，然后放上了自己的银行账号，发出了一个需要捐赠帮助的信号。大众首先选择拒绝捐赠公益组织，而偏好面向个人直接捐赠，媒体也偏好这样的故事，为此媒体的报道带动了广大的捐赠。而从法律关系上来讲，这种个人对个人的捐赠行为，属于无对价的赠与行为，其背后唯一的约束就是道德。从法律上来讲，当捐赠行为发生以后，资金的所有权就发生了转移，归受助人所有。

    既然赠与后资金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如何处置就完全是受助人的事情。但按照大多数人的捐赠习惯而言，尤其是最常见的帮助贫困学童，捐赠完了以后，捐款人都希望能进一步了解事情的进展，或者和受助人有更多的互动，收到他们的来信、感谢等等。可这样的行为，与法律是无关的，只是一种没有约束力的习惯。而对受助人而言，有些受助人并不一定将这种反馈视为当然的义务，有些时候也被作为生活上的负担，正常的生活秩序完全被影响。为此，王海林关机躲避媒体，于情不合，但也并无过错，情有可原。

    但王海林这样突然地“冷漠”，无论是媒体还是捐赠人都感到颇为受伤。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势必会更多地削弱公众慈善所需要的相互信任。而改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将个人赠与行为的道德要求变成法律义务，不具有可执行的实际意义。改善弱势人群的生存状态，如果不仅仅是基于善心做一次布施，而是要将其变成一项系统工程，要改变的不是为捐赠者或者受助者加上更多的义务，而是就系统工程本身做文章。个人赠与变为公益捐赠，需要从捐款、监督、执行、报告的各个环节，恢复其组织行为的本身，让志愿者组织或者公益组织参与其中，也让每个环节都有可监督可追责的执行人，避免让捐款人寒心，让受助人压抑。

    为此，如果我们还就个人赠与进行探讨，这个道德的问题将永远纠结地存在。而有序可控慈善行为，还需要组织化的慈善行为，让更多人的善心能更有效地释放。

    壹基金传播部副总监

    姚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