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北京，中国美术馆。

    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崔峤和她的来自中外艺术基金会的朋友们汇聚在一起，共同探讨“艺术公益与艺术资助”。

    艺术类基金会和传统以扶贫济困为主旨的基金会有何区别？他们在做什么，又面临着怎样的困惑与发展机遇？在这场2015中国文化艺术基金会峰会上，艺术类基金会的从业者们正尝试从无序混乱走向规范与寻求认同。

    129家文化艺术基金会

    中国的文化艺术类基金会究竟有多少？129家——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给出了这一数字，这其中“从事跟艺术相关的基金会还有数10家，跟文化相关的就会更多一些”。

    从发起方来看，有政府部门发起的，也有民间发起的，也有艺术家名人发起的，也有名人后代发起的。从地域来看，北京最多，达到45家。

    从时间上看，2014年艺术类基金会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2013年、2014年这两年之内大概出现了五六十家各类文化艺术类的基金会。

    对此，程刚表示，这是一种社会文明、社会进步的表现，它是推动艺术本身发展的助推器。

    “我们为什么要做文化艺术？因为大众的福利除了生存的需求以外，很重要的一点是精神的需求。”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缪力强调。

    “人在满足了物质需求以外，大家也都在关注精神领域的需求。”刚刚成立一年多的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的执行理事长楠楠也持类似的看法。

    “人的充分的、均衡的发展应该包括身心、知识、道德、审美能力的发展，而现在的发展观是急功近利，特别强化知识和技能，但是在道德、审美、价值、身心各个方面非常欠缺。”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杨澜在2014年底发起成立了北京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

    作为峰会发起方，崔峤则强调：“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在对大众生活基础的理解上，就怎么丰富大家的生活内容，实实在在地去用艺术、文化来丰富生活这个出发点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实践。”

    艺术服务大众

    不断涌现的艺术基金会究竟在干什么呢？从服务对象来看，呈现出大众化和精英化的两级分化。

    所谓大众化，着重关注的是艺术愉悦、教育大众的功能，例如孩子的艺术教育、文化艺术走进大众、文化艺术扶贫济困等。

    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十分典型。据缪力介绍，基金会近几年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岸交流、走进校园活动，文化艺术走出国门的交流活动，扶助农村学生的艺术教育，资助群众文化艺术公益活动等项目。

    “我们感觉到文化艺术对于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公益基金能为文艺实践提供沃土良田。”缪力强调。

    北京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对孩子开展的艺术教育则是另一种典型。“我们最开始的口号就是‘让艺术成为孩子终身的朋友’，我们聚焦的人群是缺少机会的青少年。”杨澜表示。

    据她介绍，基金会搭建了一个公益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链接着打工子弟学校学生、老师、家庭、艺术志愿者。目前，基金会的艺术教育已经覆盖了北京的19所打工子弟学校，建设了9个少年艺术团。

    此外，2015年基金会还将通过和全国福利院系统的合作，让福利院里更加弱势的、更加没有机会接触到艺术教育的孩子们，能够通过艺术教育感受到一种更加完整的人的发展，同时能够起到一种心灵的治疗和沟通的功能。

    资助艺术机构与艺术人

    与开展大众艺术服务不同，精英化取向的艺术基金会更关注艺术行业的发展，他们的资助对象主要是艺术机构和艺术人。

    成立于北京的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关注的领域就仅限于当代艺术。成立一年来，基金会举办了介绍年轻艺术家的新艺见讲座，支持了由艺术策展人发起的非营利艺术机构，资助并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外滩美术馆合作，支持艺术家创作出版，此外还为艺术家出国参展提供费用。

    何宝容是香港K11艺术基金会的理事，据她介绍，她所在的基金会则是致力于提供一个本地和国际性的平台，给中国当代的艺术家，可以把他们的作品推到全球，影响他们的发展，为此他们跟其他的博物馆和艺术机构在2014年合作了一系列展览活动。

    举办论坛，资助开展艺术研究也是艺术基金会的关注重点。

    已经成立25年的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就在这一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据基金会秘书长吴宁介绍，资助艺术活动、资助展览、资助出版是基金会的主要工作方向。

    目前，基金会已经收集整理了吴作人、徐悲鸿、萧淑芳档案，初步编辑了他们的年谱，每年还举办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

    基金会还申办了艺术史界的奥运会世界艺术史大会，为了2016年大会顺利在北京展开，基金会开展了大量筹备工作。“我们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借大会之际，促进整个中国艺术史界水平的整体提高，尤其是培养年轻的艺术史专家。”吴宁强调。

    兼顾大众化与精英化

    大众化与精英化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但这两者并不绝对矛盾，兼顾两者的基金会同样存在。

    由故宫和企业家共同合作成立的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2010年成立。据基金会发起人之一万捷介绍，其工作既有包括博物馆之间的国际交流、资助故宫学研究、成立故宫学院进行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与培训等十分专业化的项目，也有为孩子圆故宫梦、以故宫图文为坚持建设电子图书馆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系统教育的普及型项目。

    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同样如此，其服务的是非常多样化的人群。基金会要搭建的是一个跟都市文化相关的文化智库。“一块是艺术智趣的生活，一部分是大众文化教育，还有一部分是都市智库研究项目。”崔峤强调。

    2015年，在专业资助方面，基金会要在欧洲做两个当代艺术展，筹备北京人文艺术中心；在服务大众方面，则会启动中国设计公益联盟，为设计师做公益提供接口，针对青少年的有国际艺术游学项目，帮助云南独龙族妇女建立社会企业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与保护计划也会启动。

    发展中的那些问题

    无论是服务大众还是服务艺术机构，艺术类基金会都不可避免地与艺术打交道，在基金会中无疑具有特殊性。而正是这一特殊性，使艺术基金会在发展中面临着一般基金会未曾遇到的问题。

    首先，是筹款不易。“文化艺术是非常重要，但是它不紧急。”这是杨澜听到的政协委员的反应，“这个事对大家没有感情的冲击力。”“事实上就是给你公募资格，你可能也募不来钱，就是因为大众对于慈善的理解、对于公益的理解还停留在传统水平上，他会认同救灾、济贫、对孤儿、对老年人这些方面。”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金锦萍强调。

    其次，税收问题难解。作为政协委员，万捷就一直在思考艺术基金会“关于捐赠方面怎么样和其他的公益项目享有同等的免税资格。”

    再次，人才难得。“我们做基金会过程中发现很多人不具备专业知识，具备美术史知识的人不具备企业管理知识，具备企业管理知识市场经验的人又不具备美术史的知识，只有把这几方面综合了解清楚才能知道基金会要怎么发展、怎么走。”楠楠强调。杨澜还指出，特别需要有项目经营能力的人才，非营利组织虽然目的不是为了利润，但同样要考虑资源的性价比和效益的问题。

    第四，资助谁，怎样资助。楠楠表示：“资助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资助对象是不是需要你这方面的资助；第二，你这个资助是不是一个有效的资助，你资助的事情是不是有未来长远发展的基础，而不是说我支持了一个已经快要死亡的东西，那样是没有意义的，这种钱就是浪费。”如何判断便成为难题。

    第五，资产如何管理。从入口来说，非货币捐赠占到艺术类基金会接受捐赠的很大比例。“在流转税和所得税环节它都是没有免税政策的。”金锦萍指出。此外，资产如何核算、变现，每年公益支出的硬性要求，如何回报艺术家的捐赠都是问题。从出口来说，资助艺术家个人的发票等财务问题，资助后产生的艺术产品如何处理，知识产权如何保护，基金会是否可以投资艺术品等等都是问题。

    借鉴国际经验

    相较于中国的艺术基金会，发达国家的艺术基金会无疑具有更悠久的历史和更多的经验可以借鉴。

    在资金来源方面，政府的资金是一个重要来源，但政府并不因此干预机构的运营。

    日本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从1972年由政府所设，财政来源于政府出资。组织运营工作开展不受政府干预。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主任吉川竹二对此强调：“组织运营工作开展不受政府干预。”

    英国文化教育处程志宏则介绍该机构去年的全年营业额大概是7亿英镑，但是这里只有不高于25%的资金是来自于英国外交部，其余都是来自于英国文化教育处和全世界公营、私营机构的合作。

    在判断资助谁的问题上，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文化与传媒管理学院院长克劳斯·斯本哈尔教授表示：“我们不会再等待别人来提申请，我们要设定自己的议程，所以我们会主动去决定我们想要做什么样的项目，我们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要根据我们的战略定位，来设定我们的战略，到底我们今后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很大程度上就跟基金会的专业程度相关了。”

    ■ 本报记者 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