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我认为，不管柴静的视频有多少点击量，雾霾问题明天依然没法得到解决，明年也同样。

    从污染物治理的角度，我认为物体废弃物（垃圾）是最容易处理的，有形态、有载体，你知道污染物在哪里，比较容易捕获或收集；水的污染相对难处理，因为水是流动的，污染物是从浓度高的地方往浓度低的地方扩散的；而最难解决的，是空气污染的问题：它到处流动，没有形态、没有载体，而且无处不在。你总不能把全中国的空气都抽过来过滤一遍。

    记得在2012年初的时候，我发起了广州蓝天行动（志愿行动），每天找一位市民测PM2.5，还“斗胆”写信找市长测空气。经过与媒体、环保局、市政府的沟通互动，广州市最终成为全国第一个公开PM2.5的城市，我记得当天还参加了环保局的新闻发布会，全城媒体都把镜头对着我。

    到后来，我提出广州要增建路边监测站、开发手机APP等建议都被环保局落实了之后，发现真正使用APP的人却寥寥无几。与此同时，我们志愿者团队也遇到困难，在讨论接下来的工作计划的时候发现，想法和能力差距太大——我们才那么几个人，能够借助媒体力量推动政府公开PM2.5已经很不容易了，要接着去解决问题，大家都觉得像以卵击石。尽管后来我们将目标降低为促成中小学增设环境教育课、开展环保知识科普活动，可惜也是我们一厢情愿，四处碰壁。后来团队自然而然地解散了。

    2013年年底，我又在跟召集志愿者筹人筹资，发起了一个行动，目标是让广州50%的建筑工地扬尘问题得到解决或被实时监控。结果也是艰难，志愿者跑工地很危险，有时候花一天时间才能测到一个工地的污染数据，而要向建筑工地提建议更是老牛拉车。我们联系环保局，对方爱理不理；去建委申请信息公开，也没有获得有效的信息。这事情，也随着检测仪器意外丢失和志愿者骨干流失而再次流产了。

    是的，上至环保部领导，下至每一个普通的市民都可以答得出——工厂的排污要治理、机动车的尾气要处理、燃煤发电厂要转型、建筑工地的扬尘要有所控制。我们都想有直接和快捷的方法去治理空气，但其实表面的环保问题外衣下，内核是一个又一个纠缠的社会问题。除了所谓空气中弥漫着钱的味道以及利益集团的阻力之外，我发现元凶还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知道，空气污染这事情，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搞下去。运动式的治霾必然走向运动式的衰落。这不是一场短暂的战役，要真正解决问题就不能光去治理污染，更要治理那些固化的体制、懒惰自私的个体——要让体制回归民意、个体承担社会责任。这是10年20年的漫长分娩，期间有无数次阵痛和激动，所以，必须告诉自己，失败是必然的，而且还要经历很多次失败。所谓公民素质，所谓环保行动者，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我们社会的沉淀，需要我们每个人做出抉择的。不是说环保就必定辛苦和艰难，但我们必然要用行动去为自然环境埋单。这个道理，垃圾分类就最显而易见了——举手之劳，我们又能不能做得到？

    正因为，我发现空气污染的治理不能简单地从空气污染入手，也不能把目光定在两三年的时间，因此，我告诉自己，我必须要看的是5年、10年甚至是20年后的空气污染治理目标。如果目标是短期的，做法可能是削减煤电。但如果发电总量不变，则意味着核电水电等也会增加，随之而来的也是新的环境问题。如果目标是长期的，可能还会附加环境教育和生活习惯的宣教，真正促使人们少用电。

    而对于解决汽车尾气的问题，我没有选择要求政府给市民加装过滤器之类的行动，我依然坚持慢行交通的推广，期望重塑城市交通体系，转变交通运输方式，从而让我们的出行变得低碳和少排污。当大家出门骑单车方便了，甚至比开车还要快要舒服的时候，你怎么会开车呢？

    我告诉自己，尽管我不能用一己之力改变身边的社会，但我可以做那些少有人做的事情，补那些还有空缺的位置。改善油品、解决燃煤电厂的问题，估计得留给有资源有影响力的人来解决，但我可以鼓励更多人选择单车出行、减少机动车的使用。而这个再小众不过的事情却没有人去重视，那么我就好好努力和坚持吧。

    如果问我，柴静的调查纪录片触动了我什么，我会说，她说的我都知道，我会继续做，我相信，这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一定是对的。

    拜客广州总干事

    陈嘉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