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

    刘选国/文

    上篇曾谈到，公益组织应首先从进一步专业细分，向专业服务救助转型，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形成社会救助的合力，并体现公益组织的社会价值。其次，一些以极端案例、个案救助为筹款模式的机构应当改变其传播和筹资策略。近年来，一些公益组织、一些公益救助专项基金往往都是从一些媒体发现报道的挑战社会道德和心理底线的极端个案入手，利用全社会的关注契机开展筹款和救助工作。过去一个时期在政府社会福利保障和救助缺位的情况下，这种模式的救助是有社会价值的，尤其是对那些社会和政府尚未关注照顾到而陷入困境的特定群体，公益机构的传播和救助有益于让全社会和政府关注到这类社会问题，并促成这类问题的解决。但一旦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些社会问题，并整合社会资源投入来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政府编织的救助网希望做到救助所有急难和弱势群体，极力防止冲击社会道德和心理底线事件发生，我们可以想见一是这类极端案例会越来越少，二是我们的媒体传播也不能再以这类极端个案来吸引眼球了，因此公益组织需要及时调整我们的传播和筹款策略，靠眼泪指数和同情心赚取捐助的个案救助项目模式难以为继。

    第三，与政府的协同、信息共享将成为公益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常态。以前进行社会救助，公益组织与政府是两张皮，各自为政，互相配合少，甚至在救灾等领域还有互相排斥的事件发生。在近年的政府救助策略中，已把动员社会资源和公益组织参与救助作为发展方向，这次研讨班上，无论是老师的讲课，还是民政部长和国务委员的讲话，都把发展慈善事业、组织动员公益机构参与社会救助作为重要内容。因此，公益机构要把与政府协同配合救助作为努力方向，不要排斥与政府的合作，这不仅仅体现在积极参与政府购买公益服务，还应体现在公益机构、草根组织及时发现社会救助需求后，与政府的救助协同，并开展灵活、专业的救助上。尤其是，过去政府救助和民间救助信息是分离的，近年来民政部门、医疗卫生部门都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但公益组织不能共享，因此政社不同程度存在重复救助、救助程序繁杂、资源浪费，甚至有少数不法分子借信息不对称而敛财的问题。现在政府倡导搭建政社救助信息共享平台，我们公益组织要积极响应，紧密配合，整合政社资源，分工合作，力争建立起全国信息共享、专业细分的社会救助平台。

    第四，一部分胸怀伟大使命的公益机构可以从底线救助业务中转型升级。基金会、慈善机构和公益组织在其成立时都有其使命和愿景，都有其差异化的服务领域，这样构成了社会组织与政府、经济组织并存发展、各尽所能的社会生态。但我国的公益组织大多扎堆于社会救助，这与我国当代公益组织发展的历史缘起有关，它们早期成立的目的是我们政府由计划经济包办一切向市场经济有限政府转型时，为弥补政府一些公共服务的缺失才得以萌生。以基金会为例看，美国及欧洲的基金会参与社会救助的仅占很少比例，它们更多关注的是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精神信仰、人权保障等领域，美国的基金会被誉为上个世纪美国社会进步的第四大力量之一。中国的基金会起步晚，一些中国字头的基金会最初都是以教育救助、医疗救助、残疾人、妇女儿童弱视群体救助为主要业务范畴，近年来才开始有一些非公募基金会着眼于社会发展、教育公平等更深远目标来开展公益活动。因此，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政府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方面更多履责，一部分公益组织可以逐渐从这类具体救助事物中撤出，去选择那些着眼于社会善治、人类进步、世界和平、全球治理、精神信仰等更深远的领域去开展业务，包括红十字组织也应更聚焦于人道救助和人道理念传播这样一些核心业务领域。这样通过公益领域的让渡、专业细分，把一些普惠式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工作让政府去做，让草根组织去做，一些胸怀理想的公益机构可以去发现、开掘政府和社会尚未发现的需要关注的新领域，这样，像洛克菲勒、福特、盖茨等伟大的基金会就会在中国出现，公益组织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和世界文明、人类发展就能创造更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