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分析师

    何小手/文

    “公益组织可以做什么？”毕节4名留守儿童自杀身亡的悲剧发生后，这可能是很多公益人的疑惑。这一次事件发生后，公益界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他们对围绕留守儿童开展的公益行动表达了质疑。

    这几天一篇题为《中国公益人，我们没资格谈毕节悲剧》的文章在公益圈流传颇广，作者是一个从事留守儿童公益项目的公益人，正如文章的标题，他的观点让很多人大吃一惊。作者提到在去年留守儿童闷死在垃圾桶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很快变成“爱心省”，针对留守儿童的公益行动很快在贵州各地开花结果。但根据他的观察，公益行动带来的往往只是“印着某某机构的书包，贴着某某商标的衣物”，对于留守儿童心态知之甚少。

    作者的观点引发不少质疑，有人认为其观点有些偏颇，其所提到的问题尽管存在，但不可就此否认公益行动在救助留守儿童中的重要作用。个人认为，作者所提到的问题其实有普遍性的一面，何种苦难会成为公益人的关注焦点，恐怕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一些偶然因素，比如媒体报道、比如公共政策。在很多公益项目中你经常可以看到公益人功利与浮躁的一面，作者提到贵州成为爱心省，这其中有多少是因为那里的留守儿童成为了舆论焦点，又有多少是精心耕耘，在深入调查与研究之后做出的有针对性行动？

    当然，依据这一次悲剧来评价过去的公益行动也有失公允。其实，除了目前公益行动从响应到动员这些层面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个人更关注的是作者所提到的留守儿童心态问题。如今的公益活动尽管形式多样，但其中大部分归根结底其实都是扶贫。扶贫是一种便捷的公益行动，无非是向社会募捐，继而把钱或者物质分配出去，而且由于它涉及到具体数据，因此在公益效果的评价时往往显得比较好看。那么，用扶贫的思维来帮助留守儿童是否合适呢？这一次悲剧发生后，媒体就事发家庭是否贫困做出了细致的调查，人们根据常识认为是贫困导致了这样一次悲剧。然而不久这个结论就被推翻，人们开始挖掘贫困表现背后的复杂问题，于是有了所谓的“孤独论”。但这同样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观点，毕竟很多的自杀行为都有心态失衡的原因，孤独是较为普遍的特征。

    答案到底是什么，或许只有等到死者的家属现身说法，才可以揭开谜底。不过，对于公益组织而言，如果确定这个家庭并不贫困，那么在开展行动时恐怕要多一些考虑。公益人通过何种行动表达关爱，扮演类似于父母的角色，为留守儿童们提供帮助？这样的行动恐怕并不容易，物质的捐助可以一步到位，而精神扶贫则显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留守儿童问题牵涉到太多的社会问题，爱心行动即便能让人看到希望，恐怕也只是杯水车薪，公益人可以探讨毕节悲剧，但具体到公益行动，还是多一点诚意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