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08版）

    观点2

    “一对一”助学成本太高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互助教育计划秘书长 党军

    对于贫困学生，我不赞成直接给钱。钱能解决的问题其实有限。

    目前我们除了做孤儿助养，还有贫困大学生资助项目。以前曾经发生过“学生收到了很多资助款后，不愿见面、联系不上”的情况，现在我们做大学生资助，主要针对大三及以上学生，不是“一对一”助学，而是通过审核后，以发布读书或实习笔记获得100元捐款的方式进行捐助，还有读书奖和无息借款等。将大额捐助与学习、实习关联起来，并帮助学生联系公益机构等去实习，提高自身能力。捐赠人则可以加入助学读书会，推荐优秀贫困生，参加线下读书会活动，形成良性互动。项目管委会中有学生、捐赠人、志愿者代表，比较均衡。

    不做“一对一”助学，是为了避免产生受助人对捐助人的依附，也避免因为捐赠人提出很多要求造成学生有很重的心理压力。以前我们也遇到过有人对学生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情况，警告后清退了。另外，“一对一”助学成本很高，假如有几千个孩子和相应的捐赠人，光沟通就很难完成，捐赠人的各种要求更加无法满足。多人接触容易造成信息不对称，继而引发矛盾。

    助学项目要确保顺利进行，在制度、流程上必须公开透明，比如多渠道申请，提供多元畅通的沟通渠道。但这在特别偏僻的地方难以保障，捐助人本来就不一定有精力监督善款执行，在难以获得学生信息的情况下，更加难发挥监督作用。助学是比较复杂的事情，做得不好就容易出现空子。

    百色助学网事件，在偏远地区不是孤例。他们通常控制着一个相对狭小的地域范围，当地心照不宣，外部对其了解不多。类似的助学机构或中间人垄断资源，对外部公益机构要求其必须通过自己落地，对内则要求学生，甚至可以威胁校长不能与捐赠方直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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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助教育计划是2014年由志愿者发起，设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全国性公募助学项目，为优秀贫困学子提供职业生涯和资金支持，以战略公益推动教育金融制度创新。首期规模为30万元人民币，用于搭建平台，为10位优秀贫困大学生提供全方位支持。十多位学生每周提交读书或实习笔记，承诺毕业后捐赠1%以上收入。互助教育计划在北京金融街每周末举办线下读书会，开展公益、金融相关阅读研讨，博士和处级以下加入需要提交300字以上读书笔记，一周未读书的朋友项目建议捐100元给优秀贫困生发奖学金，见证成长。

    观点3

    助学是个细致活儿

    青海彩门公益行动计划发起人 张明琪

    直接的金钱资助好不好，这个不能简单地说赞不赞成，要根据不同个体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在公益助学中，尤其“一对一”的救助中，一定要了解不同地域的实际状况。这么多年来国家、公益机构的救助大多是直接给钱，可有的父母并不一定会把钱用在孩子身上。从助学角度来看，我们当然更希望这些钱能够用在孩子本身，而不是他的家庭，我们不是在搞扶贫。

    这么多年无论政府还是民间的救助，都给予了贫困孩子很多帮助，但没有考虑太多孩子自身的意愿。无论是悲情主义宣传或者其他方式，都要注意受助人的感受，尽量隐去孩子的隐私信息，考虑其尊严、人格，大张旗鼓的发放仪式，是对孩子的伤害，尤其是大一点、心理敏感的孩子。我们也可以把助学金转换成奖学金等激励的方式，让孩子觉得自己不是因为贫困，而是因为自身的努力得到了资助。让他在同学当中也留有尊严。或者探索设立爱心超市等等，这种工作一定要往细里做，花心思，也需要更多多元性的探索。  

    “一对一”的工作实际上是非常复杂和辛苦的。我不赞成捐赠人直接与孩子见面，也不建议视频。一线工作者都知道，对孩子家庭信息保护得不到位，会出现很多负面的问题，对捐赠人也会造成困扰。不仅捐助人可能提出各种要求，有时候孩子、家庭也会向捐赠人提出更多需求。所以，助学人员要做好双向引导和保密。受助者和捐赠人的沟通，我更倾向于文字上的，达到鼓励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进行心理陪伴的目的就好。

    助学的中间人不单指个人，也包括助学机构。中间人，如果只是单一的执行者，初期可能很好，但很容易出现人情助学、腐败助学以及百色助学网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多元监督。我们一直在倡导成立家长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包括团委、妇联等部门也需要发挥监督职能。再如壹基金对合作机构的第三方监督，是一个有效的探索。

    百色助学网的问题，主要就是因为公开透明不够，缺乏有效监管。这是非常可耻的。我们希望媒体曝光犯罪行为，可能还有没被发现的，但同时希望传播正面案例，不要让公众对助学产生怀疑，影响对更多孩子的救助。

    观点4

    事件之后，我们该如何对待民间公益？

    武汉市武昌区晓庄公益助力中心创始人 大雄

    不要发“政府要加强对民间组织的管理”的谬论。一些评论表示要清理不合法的民间组织，部分民间组织出问题正是因为政府管得太严太死，双重管理的高门槛阻挠了很多民间组织的合法注册。少量的合法民间组织难以满足巨大的社会需求，政府、公众也就只能默许甚至支持很多不合法的组织合理地运营。真正的出路是政策进一步放开，让愿意做事的公民群体都能顺利地注册，合法地从事公益活动，从业务到财务，接受合法监管。那些不合法的、不规范的民间组织，自然失去空间。

    对民间公益组织的管理，只能是“如果你犯法，我就立马把你抓起来”，而不是“因为你可能犯法，所以我不能让你注册”。

    不要唱“草根组织要提升透明度”的高调。任何规范运作都意味着成本。很多人平时难得捐50块钱，都还要求“百分之百用到受助者身上”，让公益组织拿什么去请专业的财务人才？

    捐款人真要是痛定思痛，就要补一补公益运作的基本知识，改变捐款的观念和习惯。如果真的希望公益组织拿出专业的、及时的财务报告、业务报告，那就请捐赠相应的善款。

    在此对晓庄公益的捐助人表示，都是深明大义的捐助人——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接受不那么严格、不那么高成本，也基本能确保不会出问题的信息公开方式。严格监管是没有止境的，随便一张票据的深究都能弄得任何一个机构人仰马翻。

    那么，有人要问，也不让政府加强管理，又不让要求民间组织提升透明度，难道就放任民间组织造假、吃回扣、性侵害吗？当然不是。公益行业要监管好，最重要的是“行业自律”。由行业内的组织成员，形成自我管理的体系，比如自发组织的××市社工协会、××省助学联盟。一个组织出问题，整个行业名誉受损；而且谁也不敢护短，否则一旦真相大白，当事人恐怕只能谢罪于天下了。

    而且，坦率地讲，要欺蒙政府、欺骗公众，太容易了！任何一个稀烂的公益活动/项目，都可以拍出精美的图片，写出漂亮的简讯，让公众觉得喜大普奔——这还是在保证诚实的前提下，如果不讲诚信，那就更说不清楚了。但是，我深信，这些都逃不出同行的眼睛。

    这类性胁迫/性剥削，由于其私密性、复杂性，属于权力关系的监管死角，在政府、企业等领域，由于权力差距更大且缺少监管，问题应该更严重。这类问题不仅在组织上下级之间，还会发生在其他权力关系中，比如腾讯专题《女老板为何因户外广告牌性贿赂城管》，频现网络的高校教师潜规则学生、导演潜规则演员，联合国维和部队也曾多次曝出针对女性难民的性剥削事件。只是问题发生在公益领域，听起来性质更恶劣。

    性胁迫/性剥削的核心是权力关系。如果没有整个社会在性别平等教育、制度（比如要求知情必报，否则以从犯论处）等方面的共同进步，那么在任何领域都是很难禁绝的。仅就公益而言，应该尽可能减少捐助式慈善，转化为合作式公益，削弱双方的权力关系，发展对等的合作关系，相信会起到较好的作用。

    以北川羌魂（中国心志愿者团队）的助学为例，北川羌魂要求受资助的高中生（经过培训后）寻访贫困的初中生，并由这些高中生通过团队讨论确定资助名单。在这样的公益行动中，这些高中生可以认为是北川羌魂的合作伙伴，通过自身的行动/劳动换取助学金/回报，也许有的贫困高中生还不乐意呢。在这样的关系中，假设工作人员/成年志愿者有性胁迫的举动，失败的几率就要大很多了。

    去年我跟随参观一个公益组织的助学金发放仪式。50多岁的志愿者“情到深处”之时，来了一句：“孩子们，你们不要觉得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不要觉得可怜，今天到场所有爱心人士，都是你们的爸爸妈妈！”我在下面跟小朋友坐在一起，差点就帮小朋友回一句：“我还是你爸爸呢！”

    人在权力关系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时，会滋生各种稀奇古怪的念头、欲望。一旦这些念头缺少监管，谁也说不准会干出什么事。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个不需要任何付出即可得到的捐赠，对贫困中的学生是很难拒绝的。且不说捐赠会不会“助长不劳而获的习惯”，至少，难以拒绝的捐赠背后，我们要警惕难以拒绝的胁迫，和那不易监管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