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9·11与汶川5·12的

    共同谜团

    美国9·11事件后一年，美国各个地区的医院发生了奇异的现象：离纽约市很远的西部，有越来越多的成人和孩子因创伤后应激症状接受治疗。令人迷惑的是，他们本人或他们的亲朋好友，均未因9·11事件蒙受生命或财产损失。心理学家根据美国各地的医院的联合报告作分析，发现这些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意或无意地吸收了大量关于灾难和受害者的媒体报道，尤其是灾难影像和耸人听闻的数据、消息，令他们脑海中不断闪回、重演令他们心理受到冲击的画面，并因事态的发展，尤其是恐怖主义的消息和阴谋论而不断揣测、责难、气愤、悲痛、恐惧。我们心理学家将这群患者命名为“替代性创伤”患者。而更深入的调查发现，“替代性创伤”患者花在媒体上的时间长度和消息本身的冲击度能够预测他们的心理创伤严重性。

    无独有偶，汶川5·12地震的调查发现，越是离震中心遥远的地区，人们越容易为地震灾后的伤亡与重建感到忧虑。当研究人员询问被地震影响的人民是否需要药物施救时，受影响最轻的灾民要求得到程度最重的治疗，也对灾后重建最不乐观。而蒙受损失最严重的灾民反而要求最轻量的治疗，并对灾后重建乐观得多。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及其团队形象地将此现象称为“心理台风眼”效应——高风险的风眼区趋于平静，离风眼远的人反而会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

    更令人警醒的现象是，在人们对信息源的真实性与专业性不加考虑时，距离灾难现场甚远的群众反而更易被有关灾难的传闻煽动，进而引起社会级的骚乱。2011年3月，由于日本核电站爆炸而引起的“核泄漏”恐慌蔓延我国沿海地区，导致居民奔走各大超市抢购食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两个讹传：食碘盐可防辐射，以及因核泄漏污染海盐造成的后续安全食盐短缺。这样的骚动正是产生于人们对于事态的不确定心态，使得更多人宁愿不去关注准确、抚慰性的媒体报道，而选择大量吸取负面讹传信息。

    谜团背后——

    “灾后过度求知欲”

    当恐慌产生，不仅仅是灾民面临着生死的考验。远离灾难却又因震惊和关切而不断关注着事态的我们也同样面临着作为传播者的考验。在危情下，人们的求生直觉有时会催生狂热的求知欲，进而导致迅速、大范围、无筛选的信息传播。然而，在我们按下发送键，传播令我们震惊甚至恐惧的消息时，往往无法考虑信息的真实有效性，更不用说这条信息扩散的社会意义。这样的时刻，原本进化而来使我们更加适应生存的求知欲，若不加理性控制而成为“灾后过度求知欲”，很可能反而导致更多身边的人成为“替代性创伤受害者”。

    大部分传播者是基于关心自己身边的朋友，希望他们也能获取最重要的一手资料的心态去传递信息的。然而，这样的好心往往可能造成一些观看者因毫无心理准备，也无成熟的防御机制而受创。这样的情况非常容易造成人们大范围分享令他们产生心理震撼的材料，而滋长了各类不规范媒体注重噱头，甚至不惜杜撰的风格，骗取阅读量却令读者经历不必要的负面情绪，伤害对网络上的大量青少年及儿童网民尤其严重。

    新媒体时代的挑战——

    病毒性传播

    综观各国研究，我们发现事件外围群众对事态的非理性负面情绪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于他们与负面媒体报道的接触程度。受影响最深刻的灾民更能够了解到准确的一手资料，而专注于解决已经造成的损害。受影响较轻的(“风眼外的”)群众则对事态的了解不够全面，更容易去怀疑是否事情并未结束，是否自己会因“余波”或种种“后续效应”而蒙受更多的损失。在持续的揣测、探听、回忆、关注并回想的过程中，原本生命财产并未遭受最大损失的人，却成为了最大的心理受害者。

    “台风眼”现象在新媒体的自由、个人化、社交网络化的特点下趋于愈演愈烈。身在任何地方的网民，都可第一时间获得亲临现场般的影像资料和后续报道。8月12日的天津港际物流中心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爆炸事件中，事发当下即有目击者亲摄视频传出。然而其中一段视频的拍摄者录制一半即被二次爆炸产生的强劲冲击波掼倒，引人警醒。随着拍摄行为愈发成为人们的习惯，在目击灾难发生的瞬间，人们直觉性地拿起相机的同时，居然忘记了迅速思考最安全的自救措施。更重要的是，当人们本着“爆料”的心态将具有心理创伤力的材料不经思索地发布、传播时，包括了杀伤、酷刑、尸体、凌辱、大面积死亡和灾难现场的影像资料将被任何人，包括尚未成熟的儿童和青少年任意无限制阅览，而这不啻于扩大心理创伤的伤害面积和深度。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曾强调，灾难后心理受创最严重的是学龄前的儿童，其次是其他未成年儿童与少年。少年儿童的心理保护机制尚未完善，也缺乏稳定的社会支持，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更无法清晰分辨什么是身边发生的，什么发生在并不至伤害自己的远处，所以是“替代性创伤”的易感群体。当处理不及时丶不妥当，而导致他们发展出创伤后应激失调症后，少年儿童也常需接受最漫长、艰难的心理重建。

    “集体抗逆力”vs

    “替代性创伤”

    幸运的是，我们面对“替代性创伤”并非束手无策。英国布莱顿大学的研究者克里斯·考奇将危机中的人民被激发了强烈的集体感、超乎寻常的爱心以及高效理性合作，誉为“集体抗逆力”。当人们有着良好的决策手段，即使个人毫无头绪，通过有效的组织和热情的互相帮助，仍然能够得到快速有效的灾后救援工作。因此，除了丰富的知识、经验外，在危机中，最宝贵的就是合理的规范和行为准则。不论是事发现场的合理行动和事后的良好处理办法，还是作为旁观者的信息传播与分享，都需要以科学、理性、冷静的眼光和全面的公民素养，来做出正确判断，做负责的信息传播人。

    幸福创客导师、耶鲁大学心理学博士 王枣/文

    幸福创客CEO、剑桥大学幸福研究院亚太主任、剑桥大学心理学博士 苏德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