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08版）

    不管提没提，最后拿到没有？数据显示，仅有15.1%的资助项目和12.7%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提供了较为充足的人员经费，68.9%的资助项目及55.6%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中提供的人员经费不足或严重不足，还有16.0%的资助项目以及31.8%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中没有获得任何人员经费支持。同时，仅有1.7%的机构获得了较为充足的人员保障支出方面的定向资助，67.2%的机构没有获得过定向用于机构人员保障支出的外部资助。这个调查采集样本有限，但数据仍有一定代表性。

    另外，虽然没有统计数据，但草根机构去争取企业支持的并不多，故作清高、妄自菲薄的都有，企业拿不到捐赠发票也是重要原因。这就是蔡建旺所说“清贫是件多么矫情的事！”其实扎根社区的小草根与很多企业有着相同的服务对象，有天然的合作基础，不去尝试怎么知道谈不成。

    难以逾越的“客户要求”

    冯派：“我的想法很简单，事情都得人去做的，有了工资，90%的事情就可能做成。因此，做事情的人当然需要从做的项目里领取相应的报酬。否则就是奴役或者盘剥。一个人能做多少事，在公益行业呆久了，自然就会有些清晰。一件事值多少钱，社会上也基本都有定价。按照社会的相应行业的定价去走，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偏离。”

    蔡派：“我赞同，公益项目必须把人力成本预算在内。问题是基金会或者客户（包括政府部门、公众、直接服务受益者，等等）会买单吗？”

    虽然公益机构的服务对象是受助人，但一般说到客户，还是指捐赠方。那么捐赠方的意见和要求对基金会来说当然是要尊重的，有时候甚至是害怕的。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天津爆炸事件”捐款，许多机构声称此次捐款不扣除任何管理费用。设身处地地想，哪家公益组织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这个时候向公众强调人力成本。这就是蔡建旺所说“零成本是客户需求”，我们要改变的是客户认知。

    这也是许多公益人、媒体人一直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反复向公众传达的：公益活动需要人力物力成本，公益从业者也得吃饭，适当收点管理费很正常。

    政府需要从认可到行动

    冯派：“‘政府购买服务’是危险的，一是把政府本该自己做的业务，以支持公益组织的形式推脱给了社会，其实是购买了协管员、服务公司。二是让社会组织以为，除了政府购买之外的所有业务，都是不能探索、不可经营的。其实，政府再怎么购买，其业务量，也只是公益大系统中极小的一部分，更多的部分，还是得靠社会公众自身去担当。”

    蔡派：“在这样变革时代，国家应该重新审视社会组织国家战略定位和能力建设，国家在公益领域的所做的远远不够。这些年，各级政府确实在改观，现实依旧残酷。”

    业内经常提到的还有“公益项目难以评估，隐性价值无法体现。”但说老实话，即便是纯服务性质的项目，即便没有第三方评估，项目做了两三年，效果好不好，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举个例子，“地球村”在重庆山区开展的针对服务留守儿童的“乐和家园”项目中，部分村落的留守儿童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有的村落儿童几乎100%留守，严重个案也不少见。毕节留守儿童自杀后，当地官员重视的同时，其实也庆幸驻村社工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这个项目是非常认可的。但提到项目到期后怎么办，能不能政府购买、形成常态化时，便没有具体细节了。政府支持的意向，还望化为行动。

    如果只靠10%的管理费包揽这其中一切费用，显然也是不合理的。

    最后，别嫌第三方评估麻烦，别嫌项目报告要求太高，别嫌企业捐赠要求多，别觉得别人抢了自己项目，别不好意思跟老板提工资。当这些都成为常态，大家不再大惊小怪，这个行业就正常了。

    “自然大学”发起人 冯永锋

    蔡先生有三个观点。第一，中国的公益要发展，必须仰仗“国家战略的转型”，国家不下令，中国的公益没基础，更没前途。第二，公益人士哀叹自己工资低，是自己本身的市场价值不高。第三，公益事业是由志愿者来完成的，不需要职业化，因此，不仅社会处处是公益人才，而且几乎不需要公益成本。

    公益是公众的事业

    任何社会，都是社会生态系统为大，政府只是其中的一个生态群落。而公益是当公众回归人性的时候的自觉和本能，因此，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都可能关注公益，参与公益，支持公益。

    如果说我们观察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公益史，我们不得不承认，恰恰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了民间自发的公益热情无法凝聚成型。这干预包括两个方面，一叫代理，政府出面成立的各种“公益组织”，试图把公众的所有公益通道都全权代理了。二是压抑，除了政府指定的公益路径，公众一概不得自发地表达自己的公益之心。

    我想，我们还是回归公益的本性来看问题，少说一些政府，多谈一些公众。这样，社会才可能回归社会，政府才可能回归政府。

    如何看待公益组织市场定价

    当前，有一个很危险的现象，就是很多人粗暴地用市场经济的所谓规则，衡量公益组织的价值，尤其是民营公益组织的价值。“你们得不到市场的正确定价，说明你们本来就没什么价值可言。”

    理论上说，政府购买服务，是公益组织拿着政府支持的资金，去解决公益的某个需求。企业购买服务，是公益组织拿着企业支持的资金，去解决公益的某个需求。捐赠人“委托”服务，是公益组织拿着捐赠人支持的资金，去解决公益的某个需求。在这里，政府、企业、捐赠人，本质上都属于“公益的助成者”的角色。

    但是，可惜的是，政府购买服务的时候，公益组织把政府当成了服务对象。企业购买服务的时候，公益组织把企业当成了服务对象。这时候，公益的需求，反而成了公益组织的“业务助成者”。

    公益有极强的探索性，因此，有很多的先行者。先行者往往是孤独的，是无法被社会正确定价的。而先行者的价值往往是最大的。当一个社会在先行者最需要的时候，无法给予最及时的响应和支持。中国的好多草根组织，在我看来，都是中国公益界珍贵的先行者，中国公益最重要的脊梁。他们可以得不到社会的“购买”或者说正确定价，但他们肯定是中国公益业的无价之宝。

    公益组织的定价不可能简单地由是不是得到政府扶持、是不是得到企业追捧、是不是得到基金会资助来作为标榜。众筹时代、公益社会化时代，给了这些陈旧的标准一记响亮的耳光。众筹时代，公众成为公益从业者的“真实定价标准”。我们都应当相信，公益职业化的潮流下，公众最率先支持的，一定是每个职业公益人的“中等偏上的工资”；其次，是这些职业公益人的“做事成本”。

    “公益职业化”是大势所趋

    越是公众对公益有强大的支持和意愿，我们越要承认公益的真实成本，越要尽快在公益的空白点做好团队和业务的布局，越要给更多愿意把公益当职业的人提供良好的工作引导和“社会保障”。

    志愿者三个字，确实容易让社会产生误认，以为公益行业需要的只是志愿者。或者以为志愿者能解决公益行业的一切问题。

    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地区志愿者的水准，与当地公益组织的职业水准，成正比。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方，缺乏足够量的公益组织全职从业者，那么，这个地方对志愿者来说，吸引力不会很强大，可持续性也不会很长远。

    也可以这样说，一个地方，越多的人愿意成为公益志愿者，表明此地公益组织需要开发越多的产品和服务。也就需要越多的公益全职人员能够把这些产品和服务高质量地、稳定地、多方位地输送到社会大市场上。

    最后，我还是总结一下我的观点。

    一是公益肯定要职业化，从业人士肯定要得到“过上体面生活”的报酬；二是民营公益组织是中国公益的主体，必须加快向公益空白点扩张；三是政府和企业都只是公益组织的追随者和服务者，公益组织越强大，政府和企业的协作通道才可能越丰富；四是当所有的人都能够顺畅地回归人性，社会的公益暗流才可能成为明流。当公益组织无所不在，公益志愿者也就有了同鸣共振的那根琴弦。

    对社会组织的认知，学术界有很多理论和高见。事实上，环境已经有了，唯一遗憾的是社会组织国家战略定位和能力建设没有得到高度认同。如果没有很好解决、落实社会组织国家战略定位和能力建设，春天依旧遥远。

    从市场经济角度审视

    这些年，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外，民办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科研机构等加入到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服务领域乃至社会建设领域的投资、产品、消费，必将成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增长点和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注意到在教育、医疗、养老、公益慈善等公共服务领域，人们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和对公平公正的要求日益迫切。民办教育、民办医疗、民办养老、民办科研、民办公益慈善和社工机构的涌现，以及高质量、高标准的各类优质服务产品提供，已经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形成蝴蝶效应。原有对社会组织认识中，社会组织主要分为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些随着公共服务领域和社会建设领域应运而生的组织，绝大多数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是很多人在议论的社会企业。

    社会组织本身就是实体经济，或者说是市场经济另一主体，社会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提高到这样的高度和认知，社会组织必定成为地方政府全力支持发展的对象和方向。

    从创业创新角度审视

    创业创新的核心就是就业问题。国务院在2014年出台了《鼓励大学生到社会组织就业的意见》，释放了一个相当利好的消息。但到目前为止，相关的优惠政策和配套政策没有出来。

    此外，检验一个行业有没有生命力最好的标准，是各类人才对这个行业的关注度和“献身度”。虽然，民办教育、医疗、科研以及全国性一些支持性系统的社会组织集聚了大量的人才，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在中国社会组织就业的认可度还是不够的。当然，薪金、职业愿景、行业发展等等支持系统需要更健康发展。没有人才支持的社会组织，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从民主建设角度审视

    从单位人的退位，到社会人走上前台，市民社会精神一直在张扬。这中间，社会组织发挥重要作用。但社会组织与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全方面的差距。

    可喜的是，政府悄然意识到社会组织的重要性，社会组织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和创收实体，是平等参与社会治理的合作伙伴。政府继续“瘦身”，结合机构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向社会组织放权，将社会组织培育成党委和政府社会治理重要力量。

    （原题为《重新审视社会组织国家战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