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木兰

    2015年11月12日，北京钓鱼台，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立仪式。比尔·盖茨、马云等数十名中美慈善家如约而至。

    “五年前我不会想到可以跟比尔·盖茨先生合作，可以调动这么多资源办这样一个学校。”11月16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办公室，院长王振耀对记者如是说。此时，他的身份已经又多了一个——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

    2010年初，王振耀向工作了二十几年的民政部打了请调报告，辞去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职务。当年6月，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正式开启了一名学者型官员向学术机构负责人的转型之路。

    生于1954年的王振耀已年过花甲，却全年无休。接受采访的两个小时里，不停有人找他签字、汇报、请示……老人说，休息是个大问题，所有晚上和假期的时间都被工作占了，比在民政部时起码忙了两倍。“很多公益慈善活动在星期六、星期天，还不仅是北京的，全国各地，我就早晨飞过去，晚上飞回来。”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退休？”

    “起码再干五年，这个（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任期就是五年。”

    据了解，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于上月末经深圳市教育局批准设立，开办资金为1000万人民币。发起倡议的五家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达理公益基金会、老牛基金会、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将在这五年内以每家每年200万美元的方式向学院主办方——深圳市亚太国际公益教育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

    （下文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简称“公益学院”，中国公益研究院简称“研究院”）

    《公益时报》：据了解，公益学院注册一路绿灯，所用的时间很短，注册走在了团队搭建之前。那目前员工的情况如何？

    王振耀：团队正在搭建，今天（11月16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因为比尔·盖茨来的时间是定的，所以学院注册走在了团队组建之前。现在搭建团队不像五年前，五年前只有几个人筹备，现在有研究院的几十号人，将来研究院的一部分人也要挪到那边（深圳）去。

    （据了解，当日的会议已经初步决定将研究院的养老研究中心、学务管理中心等几个部门分流到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其中学务管理中心负责招生工作。）

    《公益时报》：工作人员在北京办公？

    王振耀：办公地点现在是深圳加北京两地。一部分人肯定在北京，因为初期教材、课程等的开发，北京这方面的资源优势更大。但是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将来深圳肯定有校区。Ray Dalio（北京达理公益基金会理事瑞·达利欧）他们也说了，可以捐钱盖教学楼。

    深圳市以开放的姿态把比尔·盖茨这群人拉过去，当初就承诺了一些优惠的条件，包括注册、教育用地等各方面，所以将来的基地一定在深圳。

    《公益时报》：作为中国首家国际公益学院，长期看来，学院的发展是一个怎样的定位？初期会拷贝研究院的发展模式吗？

    王振耀：不会，必须在此基础上发展。公益学院直接吸收了研究院这五年的成果，要有一个质的提升。师资力量、教学资源都要向世界一流看齐。我们的目标是争取在五年内，建一个有国际水准的公益领域综合性的学院或者大学，可以授予学位的，现在研究院是只有学历没有学位的。

    因为有比尔·盖茨的支持，有各个慈善家的支持，实际上也有教育部、民政部的支持，这么好的资源，你要做小了就可惜了。所以大家都感到挑战很大，压力也很大，你要真办一个公益界的综合性大学，是要很多设计的。现在我们一点时间都不敢浪费，非常非常紧张。

    《公益时报》：研究院是2010年6月成立的。五年的时间很快，对比五年前，您会觉得这次公益学院的组建，大到资源调动小到活动举办，比五年前更有经验更容易吗？

    王振耀：当然比五年前容易，容易太多。五年前我自己都没有经验，我只有行政工作的经验，跟老师们合作、课程的设计这些经验都没有。现在我们和印第安纳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校长都有联系、有合作，资源就更不用说了。

    《公益时报》：您将担任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一职，同时您还是中国公益研究院的院长。据了解您现在的工作安排就已接近饱和，那么接下来的工作中，您会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

    王振耀：调整，一定得调整。经过五年的发展，研究院的业务范围也越来越广。儿童、养老服务、咨询、培训的任务都越来越重。对于研究院来说，面临的恐怕是改变组织体制，调整工作方式，吸收更多的、更高端的人才。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承担了更大的使命，但这些事情不是靠我一个人做，而是靠大家。我相信优秀的人才会越来越多。

    原来的人也会给他们更多的任务和使命，发掘他们的价值，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我是相信我们的团队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大。

    《公益时报》：所以会考虑，比如说有一些项目特别成熟了，孵化出一些新的机构来运作吗？

    王振耀：你说得太对了，我们正在准备孵化。儿童的部分就该孵化，养老也该孵化。大的成熟的项目，我都希望能孵化出新的机构来，能独立的最好独立。我们大家开玩笑说，将来应该是一个联盟性质的，机构越多越好，越大越好。

    特别是这一次，和比尔·盖茨合作以后，我很感慨。你跟比尔·盖茨先生合作了，还是拿原来的干法就不行。应该有一种微软的那种产品眼界，将来不仅是服务中国，包括亚洲，包括欧洲，乃至全世界，我们的知识产品应该是国际性的，这样才行。

    《公益时报》：近两年，陆续有高校设置与公益慈善相关的学历学位或者继续教育的课程，但公益领域的专业人才供给仍严重不均，您怎么看？您认为我国的公益教育专业化处于何种水平？

    王振耀：我1999年去美国，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读书的时候，有很多NGO的课程，我没学。我选的是社会福利、社会救济这些。当时我觉得，NGO的那些课程还要学？

    如果我知道过十年我要干这个，那我肯定会选择那些课程。有统计，美国200多所大学都有NGO管理的课程。印第安纳大学有专门的慈善学院，主要做募款培训，从1975年开始，全世界想学习募款的人都到印第安纳大学去。在美国我看到有三万多个募款师都是拿到资格证的。对比而言，我们中国的这个公益教育才刚刚开始，关于募款人员收入的问题我们社会上还有争议，距离美国那种专业的程度，差距还很远。

    而且慈善何止募款，还有组织运营、项目开发、传播，我们公益机构的专业化程度还需要很大的提高。

    《公益时报》：据了解，研究院的公益慈善管理EMP班的生源一直很好，很多企业家、富二代还有基金会的秘书长都来学习。那您感觉，这些人进行跟慈善相关的继续教育，是为了学习哪些方面的知识？

    王振耀：我跟你讲，一做慈善，很多人就发现，做好事真难，比做坏事难多了。做坏事，他可以突破边界线，可以无原则。可是做好事，你又要有原则，又要有修养，又要研究它，又要动用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光拿钱可不够，得让这个钱花得值。人脉也得有，专业技能也得有。还得了解慈善的基本知识，既要了解注册，又要了解领导力，所以想做好事，要学的东西太多。

    慢慢你会发现，光学慈善的知识还不行，还得学美学，要懂得欣赏，了解各种文化、礼仪。比如说和娇兰家族谈话，你去跟他谈慈善，不了解香水行吗？连我都发现，我在很多领域是空白。

    特别是慈善家，要把自己的钱花得有价值。得自己会花，自己的孩子也会花，自己的子子孙孙都这样有传承、有修养。那就得学，了解人家慈善家族教育子女的方式。

    （下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