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08版）

    “政府主导的基金会一开始是垄断地位，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走上分化、联合到协作的过程，我觉得这是公益行业或公益市场的规律。”孙硕鹏认为，公募和非公募其实是互相借助的关系，公募更偏向于公众，通过公信力来取得，非公募其实更多是动用朋友圈，还有自己的社群资源，这两个完全是可以结合的。

    2007年9月，崔永元和红基会共同发起成立了“崔永元公益基金”。2013年，崔永元在北京市成立了一家非公募的永源公益基金会。两者却有着共同的关注领域并展开了密切的合作：乡村教师。

    “我们做的是同样一件事情，那就是专注一个领域。我认为这可以把公募和非公募两种优势结合起来，达到双赢。”孙硕鹏说。

    然而，李劲对这种分享公募权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壹基金从没有把公募权当成我们的特权或者把所谓分享公募权当成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在我们看来，公募、非公募的壁垒早就应被打破，我们的战略是支持所有参与社会建设的组织都有机会、有权利获得每一个普通公众的支持，所以对于壹基金来说，最重要的是和合作伙伴（社会组织）建立长期的、互动的、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我们也看到，过去一年，民政部门对于公募基金会下面的专项基金的管理也越来越严格，这也透露出不鼓励公募基金会仅为分享公募权而设独立专项基金的思路，这与我们的思路也是一致的。”

    据界面报道，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联劝”）秘书长王志云认为，慈善法对公募资格的规定对联劝影响不大。她指出，作为一家公募基金，联劝自成立以来，就与民间公益组织分享公募权。“我们希望更多的资源涌入公益，现在慈善法从法律框架上放开公募权，是莫大的进步。”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也分析，慈善法实施之后，草根公益组织获得的机会是最大的。但王志云则指出，从实际操作上，慈善组织获得公募权之后是否能够把公募资格发挥到极致或许是个挑战。据其观察，民间公益组织在资源整合能力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有些做得有声有色，有些就不一定能够进入公募的门槛。”

    此前，民间NGO只能通过与大型公募基金会合作才能公开募捐，如今只要符合条件，都可申请公募。今后会“更加便捷，对公益组织而言是利好消息。”福建正荣公益基金会项目高级官员吴军军分析。正荣公益基金会成立于2013年3月，是一家非公募基金会，主要关注民间公益支持和城市社区营造两大领域。福建正荣公益基金会目前通过的“和平台”项目，就是支持创业初期的公益组织。

    同时，吴军军指出，在慈善组织的申请、认定过程中，操作细节尚不明确，各地民政部门对慈善组织的认识也不一样，出生草根的公益机构是否可能面临更加繁杂的程序？需要为申请公募付出更多成本？“这也会考验民政部门的行政能力，以及对慈善的理解能力。”

    此外，他也对草根公益组织未来的生存产生疑问。“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公益组织，资源整合能力也不一样。公募门槛是否会拉大公益组织之间的‘贫富差距’，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吴军军透露，在他看来，作为企业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仍要三思而后行。“放开公募资格，可能非公募基金会会有申请公募的冲动，但本身要想一想，为什么要公募，目前机构的能力能否达到公募的要求。”

    他认为，原本有公募目标的非公募基金会有可能申请公募资格，比如做大型网络平台的某企业基金会，一旦获得公募资格将如虎添翼。但就企业基金会而言，“可能不会涌现大批量申请”。

    而类似于敦和基金会（下文简称“敦和”）这样的非公募基金会，重点关注慈善法的两大方面：一是慈善法对于整个行业有没有整体提升的作用；二是能不能更好地弘扬中国的慈善文化。

    对此，敦和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春苗表示，相比较公募基金会而言，资助型的基金会对慈善法的关注点可能略有不同。“敦和的定位比较明确，坚守在资助型这块，尽管行业内做资助型的基金会并不是很多。目前敦和整体的资助策略是系统性的资助，注重公益行业基础设施的完善、生态系统的提升，以及慈善文化的弘扬。”

    孙春苗表示，敦和希望这个根扎得再深一点，眼光再放长远一点，也乐于继续做行业支持。“从公益慈善发展来看，这一块确实是行业所需要的。”

    无论对公募或非公募基金会而言，慈善法都是一场机遇或挑战。但到底是机遇还是挑战，须由时间来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