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08版）

    2014年，中央财政第三次安排专项资金。此时，中国残基会的“集善工程——助听行动”项目发展已有六年时间，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在此期间，机构就开始了以“助听行动”项目申请中央财政购买服务。

    按照2014年的方案，中央财政主要资助社会组织在“社会救助服务”、“社会福利服务”、“社区服务”、“专业社工服务”等四类领域开展社会服务活动。

    经过项目比对，朱晓峰认为，《方案》规定“社会福利服务”领域中有关于“为残疾人提供包括生活照料、医疗救护、精神慰藉在内的服务和物资保障，资助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改善残疾人生活条件，融入社会生活”项目，“集善工程——助听行动”的宗旨恰与之相符。

    按照2014年《方案》规定，“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申请资金最高即为100万元，中国残基会以顶额支持资金申报该项目。

    由于“集善工程——助听行动”项目有着较为丰富的执行经验，于是在经历了申报——筛选——评估——公示等阶段后，“集善工程——助听行动”成功申请到100万元中央财政支持资金。

    “项目的成熟度、健全的组织管理体系和项目执行能力是申请成功的关键。除了具有长期的项目历史、成熟的管理经验和较好的执行成效外，中国残基会在地方上也有着较为健全的组织体系，应该说，这些都是我们申请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基础和优势。”朱晓峰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而据《公益时报》记者了解，从2012年中央财政支持资金首次申请启动开始，中国残基会就开始申请尝试。2012至2013年主要开展“盲童助学”项目，帮助盲校改善教学条件、捐赠盲文书籍、地图、影像资料等，此项目两年间分别获得中央财政支持资金150万和100万元。

    改良项目“弯道超车”

    这种以擅长项目作申请的国字头基金会，不只中国残基会一家。

    从2009年开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启动了一个名为“希望工程——激励行动”的公益项目，该项目资助大学生在环保、支教、妇女、老年人服务等领域开展的公益活动。

    崔薇薇是青基会学生资助部项目主管，同时负责“希望工程——激励行动”项目实施。在她看来，一个公益项目的成熟度和执行力是申请中央财政支持资金的关键。

    2016年，青基会首次参与申请中央财政支持资金，但与中国残基会以高额配套资金撬动不同的是，青基会将“希望工程——激励行动”进行了些许的“改良”，使其更加符合申请要求。

    按照2016年《方案》的规定，在“扶老助老服务”、“关爱儿童服务”、“扶残助残服务”、“社会工作服务”、“能力建设和人员培训”等五个领域对社会组织进行支持。但此时崔薇薇发现“希望工程——激励行动”项目只有部分符合申请需求。

    根据2016《方案》中“关爱儿童服务”支持领域的描述，“资助儿童成长服务，资助孤儿、弃婴的收养、治疗、康复活动，资助留守儿童教育、卫生、文化活动，资助农民工子女服务，资助对流浪儿童和特殊困难的残疾儿童的援助保护活动，资助改善儿童成长生态环境”。而早前，“希望工程——激励行动”项目却是资助大学生在环保、支教、妇女、老年人服务等领域从事的公益活动。

    “希望工程——激励行动”需要改良。

    与伙伴们商议后，崔薇薇将“希望工程——激励行动”从资助大学生在环保、支教、妇女、老人等领域的公益项目，调整为焦聚中国的留守儿童，要求项目中必须关注要留守儿童，并确立为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5个大省。还给项目起个好听的名字，“大手牵小手 志愿百团服务留守儿童行动”。

    随后，崔薇薇向民政部门提出了申请。

    从申请结果来看，项目“改良”十分成功，“激励行动”顺利中标，获得2016年中央财政支持资金60万元。

    “项目‘改良’很有必要，这也是读懂申报要求的一步，即便机构原有项目再好，执行力再强，不符合要求的申请肯定不会成功。”崔薇薇说。

    宣传、管理经费不获支持

    《公益时报》记者通过比对发现，从2012年首次《方案》公布直至2017年，《方案》对支持社会组织服务领域、类别、项目资金申请额度上均作出过适度调整。但对于资助基建、研究、宣传类活动以及讲课、图书赠送等受益对象宽泛的项目不予支持。

    这在有些申请机构看来，难以理解。

    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云南青基会”）在2012年中央财政支持资金首次面向社会组织招募时就提出过申请。次年，云南青基会再次向中央财政支持资金提出申请，其以支持困难家庭先天性心脏病患者进行手术康复的“希望心——生命救助”项目按照1:2的配比要求，申请中标了中央财政50万元支持资金，云南青基会自身筹集配套资金100万。

    事后，项目负责人朱女士说：“50万的支持金，要求配比100万。但真正在项目上付出的人力和经历要比企业捐款500万还要多。”

    而不支持宣传和项目管理等经费的提取也成为吐槽的重点。

    “项目的要求非常苛刻，从申报到执行进度报告再到末期报告，要准备的材料很多。在资金的使用上也有很严格的规定，建场地、投资、购置汽车、挪用等都是不被允许的，当然这十分正当。最关键是不能从中提取管理费用，所有的钱都必须全部用到项目上，这令我们有些为难。”朱女士表示。

    根据朱女士描述，“希望心——生命救助计划”由云南青基会国立爱心基金和解放军广州军区总医院合作，支持困难家庭先天性心脏病患者进行手术康复，配套的社会资金来自张国立先生的捐赠，使用上全部打到医院账户，基金会无法从中提取管理经费，所以这个项目的所有行政费用都是基金会自己补充。

    “人力上，我们让工作人员多辛苦点都没有任何问题。但主要《方案》还有着宣传的要求，本来宣传对象也正是向中央财政申请的项目，没有安排宣传经费，这部分只能我们自己从别处筹集。”朱女士说。

    2亿元支持资金太少

    据《公益时报》记者统计，从2012年中央财政支持资金首次发布以来，连续六年，支持资金数额基本维持在2亿元上下。2012年至2016年每年资金均为2亿元，2017年为1.9亿元。

    对于这样的资金标准，有专家及社会组织从业者均表示额度还是太小，随着社会组织的发展应该做出适当调整。

    “政府支持社会组织服务的项目，其性质是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应着重考量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有能力的机构就多给点钱，也好帮助更多的人。2亿元听起来是挺多，可全国社会组织成千上万，分到各家头上真是不多。”一位社会组织从业者表示。

    “社会组织都议论，需要配比、没有宣传经费等，都是申请的门槛。这只能说，中央财政支持资金不能够满足社会组织的迫切发展要求，中央财政支持资金实施连续六年，社会组织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当初相比无论在质量和数量上，社会组织都有所提升，但六年不变的中央财政支持资金，是否就可以考虑调整。”程芬表示。

    而从目前政策趋势来看，六年未变的2亿元额度，可能将会有所改观。

    2016年12月30日，民政部发布《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意见》第五条规定，“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逐步提高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份额或比例。政府新增公共服务支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安排的部分，向社会组织购买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30%。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可以制定政府购买服务操作指南并向社会公开，为社会组织等各类承接主体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