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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南:从“对不起,我们救不到你”到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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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内容
2018年05月15日 星期二上一期下一期
郝南:从“对不起,我们救不到你”到我能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对于公益人来说,已经习惯每次突发灾害,都有一个值得信赖的组织,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告诉大家“灾情如何、最可能被忽略的地方、最需要的物资……”

    这个组织就是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从2008年到现在,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从一个自发形成的志愿者群体,发展成为一家正式注册的民间组织。在自身不断成长迭代的同时,也见证着国内救援领域的10年变迁。

    始于汶川,立于玉树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一群志愿者自发组织起来,进行信息对接。“那时候应该说是协调,就是将物资需求和供给两边搭配上,包括车辆分配、物资运输、分发、志愿者、道路情况等,虽然参与很深入,但这里边没有其他的专业性、技术性。”郝南回忆道。

    当时信息小组的一两百个志愿者,有的掌握司机情况、志愿者情况、物资匹配度,有的掌握灾区村镇需求。“我在自己的大脑里构建了一个路径,就是在对灾区有了从局部到整体的了解后,再接触到救灾资源的时候,对这个资源能够到达哪里,去哪里最合适,有了一定的分辨意识,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资源的可及性和匹配性,但当时没有上升到理论归纳的高度。”郝南说,“在灾情信息搜集上,怎样核实、验证一个信息的时效性、真实性、准确度,当时大家摸索出来了一些工作原则,但没有记录总结下来,也没有人有意识地去应用这些经验,在这些东西刚刚形成的时候,这次救援就结束了。”

    用郝南的话说,这些经验在汶川地震救援结束后,跟随各自散去的志愿者们回到了“原子化状态”,信息处理、协调上的经验,并没有得到非常细致的总结。

    这种情况让当年的志愿者们心存遗憾,也有不满。所以2010年玉树地震发生后,“我们马上意识到这个灾害可能很严重,2008年志愿者们憋着的那股劲都还在,我们第一时间就在QQ群里联动起来想做点事情。”郝南说。

    2010年4月14日,还是牙医的郝南取消了下午所有病人预约,一边联络前方志愿者,一边在后方迅速组成信息协调小组,从北大招募的志愿者们很快集合在一起,2008年的经验在这时第一次以成文的方式,传递给了新一批的志愿者。

    “我得教他们怎么做,于是就把之前的经验,第一次以成文的方式,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教给他们。这是完全土生的自己总结的经验。”郝南说,“比如提炼信息的六要素,怎样核实验证,信息的细节应该具体到什么程度,确认后我们给这些信息逐条进行编号。编号时就特别注意到格式问题,那时候已经在强调信息中包含的时间、地点、人物、联系方式、可追溯来源等,并且对有效性设置了专门标签。”

    经过整晚埋头苦干,第二天一早,由这些编号信息组成的第一期简报发送到各个QQ群,这也是“简报”第一次出现。当时信息小组没有正式的名称,就叫做玉树地震援助信息小组。简报就以这个小组的名义发送送了出去。为了避免在转发过程中丢失时间标签,造成时间混乱,郝南将信息作成了图片。

    当时参与并坚持下来的志愿者伙伴,基本构成了卓明的创始团队。

    这是卓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信息发布还比较原始,只是单条信息的汇总,没有更多的格式、套路。这个模式在2011年盈江地震时得到了沿用。2011年,壹基金办了“救灾行动奖”,郝南10位民间人士一同获得了“行动公民”奖。

    专业化内核的形成

    2010年到2012年,灾害响应较少,卓明团队的成员也都忙于各自的本职工作。“因为当时大家没有时刻准备着的意识。”郝南表示。这期间,郝南一直没有脱离公益圈,加入华夏公益,参加友成基金会的灾害研究班,第一次正式接触灾害管理,全面了解灾害救援、重建的一系列专业知识。

    “2012年岷县地震,我们知道消息时已经晚了48小时,当时正在跟华夏的人一起开会,卓明与华夏的志愿者一起来响应了这次地震。”岷县地震信息发布所形成的简报框架基本成熟,一直沿用到了现在。因为两个组织的合作,人员的混合,简报的名字一直用的是“卓明华夏救灾简报”,两个机构名字并列。

    2012年之后,卓明开始注重救灾演练,郝南则在地震研判上花了更多功夫。2011年从友成的培训班开始学习,在小型地震发生后练习推演,“那时候具备了地震发生后,根据震级和周围环境判断地方损失情况的能力,具备了初步研判能力。”2013年,演练和研判能力都派上了用场。

    2013年4月20日,雅安地震发生之前,卓明刚做完一轮培训和演练。卓明在救援中的表现得到了各方重视、多家媒体关注。不只是救援领域,更多的公益人知道了卓明,知道了信息协调在救灾中的重要性。

    “这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大规模地了解我们做的简报,转发量还挺多的。那时候微博成为重要的响应工具,简报以长微博的形式转发出去。除了QQ、微博,还有YY。”郝南说,“简报开始出现预测性信息,我们预测到灾区会堵车,注意到救援的不均衡分布。”

    在紧急救援阶段,这种判断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天,卓明简报发布了灾区需求的分布情况,比其他人提前了至少24小时,这也让救援力量认识、认可了卓明的专业性。

    2014年鲁甸地震时,此前曾出现的几家信息协调平台已经退出了,只有卓明还在继续做,并且把这件事做得更专业。鲁甸地震之后,卓明响应小规模灾害的数量在上升,将范围扩展到台风、山洪等其他类型灾害救援中,并且开始尝试响应国外的灾害。

    也就是在2014年鲁甸地震救援进行中,郝南辞去了他的牙医工作,将职业的未来方向完全放在灾害救援上。

    “我的个人信念发生了改变,机构也做了调整。那年我们响应了大概十次灾害,年底总结时,7个创始人决定卓明要走组织化发展的道路。”郝南说,“第二年我们就申请了南都基金会的支持资金,开始谋求注册。在我专职参与进来之后,就有大量的时间去接触专业的知识,不管是公益行业的还是机构管理方面的。2015年,我开始学习环球计划,接触国际上的东西。环球计划的内容非常好,2015年初的目标就是把它学好,然后再推广给大家。”

    国际灾害响应

    2015年初卓明自己承办了一次环球计划培训班,这是卓明第一次正式组织项目式活动。随后就是2015年在日本仙台举办的第三届联合国世界减灾大会,这也是中国民间组织首次以代表团的形式参加联合国世界减灾大会。

    “仙台大会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节点,这是我对世界人道救援体系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从仙台带回来的东西,郝南消化了很久。

    在把这个体系摸索得差不多时,尼泊尔大地震发生了。“我们内部已经在2011年就制定了灾害响应流程。但一级响应是空缺的。我有把握,有20-40人的志愿者团队,二级响应没有问题。但能不能进行一级响应,尼泊尔地震我们打算试一下。”

    当时卓明内部对此也存在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应当主要关注西藏灾区,有的认为外语能力不足以进行国外灾害响应。最后卓明兵分两路,一部分关注国内灾情,一部分响应尼泊尔地震。郝南参与尼泊尔救灾还有一个特殊因素,他当时在基金会救灾协调会,协调会把这个工作交给了他。

    尼泊尔地震响应的志愿者招募异常顺利,300个志愿者迅速到位。“我最大的苦恼是300人怎么管,我没管理过这么多人,这是件非常头痛的事。志愿者都没有经验,还各有各的主意,个性比较强。志愿者团队的理顺用了比较多时间,所以我们实际工作的节奏慢了。”郝南表示。

    “有一天真的蛮崩溃的。崩溃完之后,我心里有底了。”郝南对这次海外灾害响应的总结是,“从应急响应的目标来看,这次是失败的,我没没有真正帮助到很多灾民,很多工作做到位了,但时间节点常常晚半天,而起不到预期的作用。另外,我们的产出更多是中文,但国内的组织在国际救援中的执行能力还不够强大。”

    “但是这次国际救援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就是在连英语都不通的地方,我们还能招到懂尼泊尔语的志愿者,甚至是尼泊尔人。我发现在灾害发生时,只要运用方法合理,平时找不到的资源,救灾时都能变成现实。而且这次救援验证了我们在国内演练成熟的方法。”郝南强调。

    2015年之后,卓明响应国内外灾害的次数开始爆发性增长,每年20次左右,包括厄瓜多尔地震、意大利地震等海外灾害救援,也包括台风、水灾、滑坡等多种类型灾害。技术上,卓明已经由简报转向地图,在传播效果上更优秀。

    郝南表示,现在可以很自信的说从专业性来讲,卓明不比任何国际机构差。

    众包低门槛 核心专业化

    在运作层面,卓明是以众包的形式来进行操作的。内核需要高度专业化,但众包给每个人的一小部分前端工作,一定是低技术门槛的。这也是郝南从国际上学来的经验。

    低技术门槛容易做到,但是核心的专业化却面临瓶颈。近两年,部分核心志愿者因为家庭、工作等原因离开,但补充新人的速度却变慢了。专业化对核心志愿者的要求也在提高,也会特定招募一些地震、灾害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志愿者。

    郝南在内部培训时强调最多的两点,一是救灾的目的性,一定要以灾民为中心,理解灾民的苦难,这是出发点。二是团队要让参与的人有所成长。“没有人是完全无私奉献的,付出要有收获才能平衡,不管是心理上的收获还是其他方面的。要找到这个平衡点。”郝南希望所有卓明的志愿者都能获得成长。

    对自己的专业性要求,换来的是救援机构和政府的认可。“政府比民间组织更认可我们做的事情的价值,对于简报的准确性,我们是引以为豪的。”郝南说。事实上,除了应急响应机制,卓明还建立了保密机制,在发现涉密信息后,都要按流程处理。

    郝南认为,与国际相比,国内还缺乏就在专业性的NGO,卓明以信息传播为专长,而在卫生用水、心理援助、灾害社工等方面的组织也数量较少,救灾是一个综合门类,如果这些都比较萎缩,只有救援队和基金会数量偏大,是不良发展的状况。

    十年后最好的纪念就是——

    现在,我能

    回忆起2008年一起救灾的伙伴,郝南表示,那是一群特别执着的人。“它给了我们一种信仰。这对于我们来说很神圣,让所有人放下分歧去做同一件事情。不管这个人平时怎样,品行如何,在汶川救灾时,那个东西是跨越日常的,只有在现场的人能感受到。”郝南说,“2008年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时刻,接近那种状态。”

    十年之后,这个影响在大家身上在逐渐消退,但还是能看到影子。“2014年年初的时候,我再到北川,觉得自己可以放下了。我现在做的事情,跟2008年没有关系。我的债还清了。”

    2018年5月11日,纪念5·12抗震救灾志愿行动十周年的“全国社会救援力量技能竞赛”结束后,郝南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话:十年以前最大的痛就是”对不起,我们救不到你";十年以后最好的纪念就是——现在,我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