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北京彩虹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彩虹基金会”）举行了成立十周年庆典。彩虹基金会创始人、第三届理事长童书盟在现场发布了“未来计划”：结合十年探索经验，基金会逐渐确立了陪伴成长和提升素质两大基本方向，未来将努力向体系化、专业化和平台化发展。

    童书盟表示，基金会将突破“企业—基金会—受益群体”这种简单的直线型模式，愿意为捐赠企业、公益机构、社会企业、受益人、公众人物等各方搭建平台，实现多方参与、价值共享、多方受益的良性互动机制，实现资源输出更高效、更优质，为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更好更专业的服务。

    彩虹基金会的诞生跟童书盟一直以来对教育和困境儿童的关注有直接关系。

    2008年汶川震后第三天，童书盟到了什邡、绵竹一带。面对很多成为废墟的学校，她的第一反应是重建一所学校，但建学校的预算在千万元以上，困难太大。当地教育部门建议她做一些政府和大企业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再次考察后，童书盟意识到，安抚和开导幸存者的工作可能短期内看不到效果，但从长远来看是非常必要的。于是，她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设立了彩虹公益基金（2013年注册为基金会），并联合其他创始人发起了灾后心理援助项目“5·12心灵守望计划”。此后，彩虹公益基金逐渐开展了面向困境儿童的“女生宿舍”“彩虹合唱团”等公益项目。

    经过十年的发展，彩虹基金会形成了从关注硬件建设到素养教育等较为全面的项目体系。此外，基金会还积极探索开展创新型教育扶贫项目，在帮助困境儿童的同时推动返乡青年再就业。童书盟希望发动更多关心困境儿童教育的社会力量，促进中国乡村儿童享有平等教育的机会，让每一个参与者从中获益，实现共赢。

    对于一家由民间发起成立的基金会而言，十年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作为企业家，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终生会员、第六届副会长，彩虹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十年公益历程对童书盟来说意味着什么？基金会未来的发展又有着怎样的规划？近日，《公益时报》记者对童书盟进行了专访。

    把公益项目当成产品打磨

    《公益时报》：经过十年的发展，基金会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合理的项目体系。在选择项目的过程中，基金会主要坚持哪些原则或者标准？

    童书盟：现在的项目体系也是我们慢慢摸索出来的。十年前，中国的民间公益刚刚起步，我们并没有可以模仿的对象。前五年，我们一直在探索，做的事情也不成体系。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自身很多不足，大家想法很多，但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根本不足以支撑。我们逐渐明白了做公益需要很多钱，但是光有钱也不够，还需要有专业性。

    因此，我们在摸索的过程中也开始有了规划，有了专业的团队和专职工作人员，同时我们也放弃了一些项目，比如女生宿舍项目。这并不是说项目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项目要投入的钱太多，另外政府也非常重视，很多地方已经解决了学生住宿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没什么优势，所以就放弃了。

    《公益时报》：对于项目的选择也尊重了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规律。

    童书盟：我们把公益项目当成产品来打磨，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变成了公益项目的产品经理。我们首先要弄清楚项目需求是什么、针对的群体是谁、我们能给他们什么。这也是企业家做公益的一个特点，即以需求为导向、以产品为核心、以市场为目标，但公益领域恰恰缺少这些。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出发，把一个个公益项目做成产品。从项目规划、研发、筹款、传播、实施，我们形成了一整套闭环流程，每个环节都有专业的人来做。

    教育扶贫赋予项目更大价值

    《公益时报》：彩虹基金会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乡村儿童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目前国内关注儿童教育的公益机构很多，您如何评价现阶段国内儿童教育公益的发展？

    童书盟：儿童教育在公益领域是一个特别大的版块，很多机构都在关注这个领域，大家的目标都是促进儿童教育平等。但我觉得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因为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现阶段儿童教育公平问题是很严峻的。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困境儿童、这些没有办法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的孩子，肯定也不会有这么多机构存在。

    近年来，有两大群体备受关注：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他们都属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迁徙所造成的一个无法避免的现象。值得庆幸的是，有很多公益机构也在关注这些群体。因为他们的关注，让这些儿童的生活状况暴露在了世人面前。如果没有这些机构的关注，可能我们就不会知道他们承受了什么或者受到了哪些伤害。

    因此，每一种力量、每一个机构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哪怕你只帮助了一个孩子、只做了一件事，也是值得肯定和赞美的。但如何才能做得更好更大呢？这就要依靠专业性，我们需要专业的机构、完善的体系以及可持续运作的产品和项目。但教育项目短期内是很难看出效果的，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投身这个领域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公益时报》：在为留守儿童提供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基金会也在尝试做教育扶贫。具体是怎么做的？

    童书盟：今年1月，基金会的第一个教育扶贫项目“融爱彩虹之家”在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新安镇马河村落地。安徽是一个劳务输出大省，而六安市位于大别山区，比较贫困，因此也是留守儿童现象比较严重的地区，所以我们特别关注这个地区。在开展项目之前，我们进行了调研，走访了当地的幼儿园和学校以及已经建成的留守儿童之家。我们发现很多留守儿童之家硬件设施都比较不错，但处于空置状态，没有专人负责管理。

    据此，我们制定了一个中长期目标：建200所留守儿童之家。当然，这并不只是硬件方面的投入。事实上，孩子们并不缺乏经济和物质上的帮扶，他们真正缺乏的是陪伴以及和城里孩子一样的优质教育资源。马河村是这个项目的第一个试点，下一步我们计划在当地建立十所留守儿童之家，接下来我们还会对县城的留守儿童之家和学校空间进行改造利用，输出管理模式和品牌。

    实现这一目标只靠我们一家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发动企业、志愿者、社会人士、公益组织、国际化培训机构等多方力量参与。另外，我们还需要专人负责运营和管理留守儿童之家，但由基金会派人负责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们会从当地选择并培养人才，付给他工资，并对他进行绩效考核，这就成了他的一个职业。从长远来看，这个项目也能够解决部分返乡青年再就业问题。

    《公益时报》：在基金会十周年庆典上，您发布了“未来计划”，这也可以看作是基金会对未来发展的一个规划。

    童书盟：我们希望在大家的关爱和帮助下，努力向体系化、市场化和平台化方向发展，继续探索关爱困境儿童问题的解决思维，让更多困境儿童享有更优质的教育。

    在体系化搭建方面，基金会将突破“企业—基金会—受益群体”这种直线型简单模式，愿为捐赠企业、公益机构、社会企业、受益人、公众人物等各方搭建平台，实现多方参与、价值共享、多方受益的良性互动机制，实现资源输出更高效、更优质，对困境儿童提供更好更专业的服务；

    在市场化方面，基金会将主要从硬件建设、持续运营、多方合作三个角度入手，依托专业化团队，以帮扶对象为核心，以他们的需求为导向来研发公益产品，输出管理模式，持续地运营；

    在平台化方面，我们希望打造一个以彩虹导师陪伴、志愿者服务为核心，以丰富的课程和活动、共享网络资源为主要手段，以建立乡村儿童教育信息库为导向，最终达到对困境儿童个体关怀和支持的系统化、市场化的平台。

    《公益时报》：2006年，您加入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协会的终生会员、第六任副会长。他们的公益模式和理念给您后来的公益事业带来了什么影响？

    童书盟：企业家有很多资源，他们的思维比较活跃，而且强调以市场为导向。在做公益项目时，他们会强调项目能够带来什么结果。我从中学到的首先是创新精神。很多人做公益往往是出于一种情怀，希望尽快去帮扶那些处在困境中的人们。但对企业家而言，他们会去追究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会据此制定一个制度，设计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每一步做什么都规划得很清楚，并交由第三方对结果进行评估。

    阿拉善SEE到今年14年了，这些年其实也走了不少弯路，但是我们纠错的能力比较强。因为我们坚持专业化和科学化，坚持依靠专业的力量去做专业的事。另外我们也很强调国际化，作为中国本土最大的民间环保公益组织，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都是我这些年学到的经验。

    《公益时报》：过去十年，您觉得企业家群体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对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童书盟：过去十年是中国公益事业从政府为主导逐步过渡为以民间为主导的十年。2008年的汶川地震激发了全社会的公益热情，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人人公益”变得可能，我们进入了一个人人可公益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企业家拥有很多先天资源和优势，他们执行力更强，会根据社会问题设计有效的解决方案。另外，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对公益行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传统公益机构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企业家做公益，不管是为了品牌美誉度，还是出于自身的社会责任感，都能产生很大的示范效应。

    《公益时报》：对您个人及基金会来说，过去十年最大的收获什么？

    童书盟：一开始做公益其实只是我个人的事情，但到了2008年公益就成了“我们”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就需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大家是不是认同我的理念，我们要解决哪些问题，要帮助哪些人……在企业，董事长拥有一票否决权，但在公益机构内部绝对不是这样，要采用大家都认同的方式方法，要考虑每个相关方的感受。因此，对我个人来讲，做公益是一种修行和历练，让我变得更有耐心，更加包容，让我拥有一颗敬畏之心。

    对基金会来说，十周年是回顾和总结，同时也是展望未来，但不是庆祝。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值得庆祝的事情并不多，我们的力量也不大，在整个公益领域只是很小的一份子。我们庆幸的是能够坚持下来，顺应了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如果能够在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领域阶段性地解决一些问题，这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和使命，也是我们的愿望。

    ■ 本报记者 皮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