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文梅

    2018年8月24-26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峰会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除了对财政、金融及资本领域的关注聚焦，还特别设置了公益分论坛，主题为“教育扶贫的路径”。作为此次亚布力论坛唯一特邀的公益合作媒体，《公益时报》特别甄选了参加此次论坛的老、中、青三代公益参与者共同探讨“教育扶贫”，聆听他们在公益路上的收获与感悟。

    1.汪亦兵：教育扶贫要跳出认知障碍

    生于1963年的汪亦兵算是国内公益圈的“老人”了。自2007年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友成基金会”)成立，他就作为志愿者和顾问参与其中。2016年友成研究院成立后，他担任执行院长并开始专职投身公益，主要从事社会创新以及社会价值与评估等方面的研究。

    初见面，你会觉得汪亦兵过于冷峻严肃。他嗓音低沉，回答记者的提问没有一句废话。再深入地聊下去，你又会觉得，其实他外冷内热——虽然话语间不时夹杂着批评与质疑。

    他说：“目前我国公益界在研究方面的力量非常匮乏，因为其中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项目上，对于公益本身的考证和研究却很少触及。虽然现下一些高校也在做相关研究，但还都停留在表层，深入程度远远不够。比如说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虽然我们在扶贫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案例研究和推广方面，在国际上能够拿得出手的并不多，这就是一种遗憾。”

    但汪亦兵言谈中表达的不只批评，更多的是建设——“学术界人士和高校做公益研究一定要深入到项目当中去;反过来，公益界人士就一定要跳出来，恰恰不应该局限在项目本身，而是要结合实践经验，提炼和上升到理论高度。”他说。

    对教育扶贫也是这样，汪亦兵有担忧更有期望。“如果教育扶贫仅仅是为了扶贫而教育的话，可能会起到拔苗助长的作用，事情本身从本质上并无变化。在此期间，如果你对世界的认识、在情感、认知和审美方面没有完整的塑造和发展，那么短期被动地接受某种技能并非长久之事，最终是否能达到初心所愿，这就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创新与效率：友成基金会教育扶贫的“试金石”

    《公益时报》：作为友成研究院执行院长，您对友成基金会近年来教育扶贫方面的工作想必非常熟悉，可否从项目类别和社会效果两个层面对此予以概括和总结？

    汪亦兵：友成基金会涉及教育扶贫的项目很多，从类别上有两条线，一条线是和K12的教育相关，所谓的“常青线”，从常青1.0到现在的常青4.0，已经有四代的迭代;另外一条线是和电商扶贫相关，实质上是通过对村民的电商知识培训，让他们获得通过电商致富的能力。

    我自己对友成基金会的教育扶贫项目有一个分类。一类是教育扶贫，就是通过教育和培训来改变受益对象的生命和生活状态；另一类是对乡村教育的扶贫，即通过教育为乡村教师赋能，改变他们的生命和生活状态。

    第一类项目中，电商扶贫是个很好的例子，村民特别是年轻妇女是直接的受益者，收益有明显的增加。此外，常青义教2.0的“双师教学”和常青义教3.0的“乡创计划”，其第一受益人都是学生，经过一段时间，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有明显提高。

    第二类项目是我自己的归类，即对乡村教师的赋能。按道理来说，乡村教师是教育扶贫最主要的力量，但由于长期教育投入的不均衡，乡村师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一来是缺少培训的机会，二就是个体的孤独。

    常青4.0的“青椒计划”就是针对乡村青年教师实施的公益项目。项目开展不到一年，已经有3万多名乡村教师在线学习，全国有21个省70个县参加了这个项目。乡村教师们对此的反馈非常热烈，也得到了地方政府教育管理部门的支持。

    友成基金会的教育扶贫实践社会影响很大，反响非常好。2010年到2013年实施的“常青义教”项目曾受到国家领导人的肯定。今年教育部和财政部共同发起了“银龄计划”，要在3年之内招募一万名城市退休老师到乡村去，和“常青义教”的模式完全一样。2013年实施的“双师教学”被广西推广，浙江省教育厅今年也开始在全省实施“双师教学”，即“城乡携手，同步课堂”的模式。

    这说明，一个公益机构应该是创新驱动的组织，它能更敏感地发现问题，并用试点的方式去尝试解决问题，一旦试点成功，就可以变成政策或可复制的模式。所以，公益组织不仅是这个社会的先行者，同时也是倡导者，以引起全社会对某个社会议题的关注。友成基金会在教育扶贫实践中，已经动员和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这也是公益很重要的功能。

    认知障碍：教育扶贫的“绊脚石”

    《公益时报》：友成基金会在当下教育扶贫的推进过程中还遇到哪些障碍?这些问题属于个案，还是所有公益组织在此类项目运行过程中都可能遇到的普遍现象？是否已找到具体的解决办法？

    汪亦兵：教育扶贫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创新需要，第一是教育的创新，第二是扶贫的创新。此外，扶贫可以有某种程度的工程思维，但教育不可能有工程思维。所以，教育扶贫遇到的障碍，主要是观念上的。这一点应该具有普遍性。

    首先，教育是属于政府集中管理的领域，公益机构需要有充分的耐心，还需要以自己的专业能力来说服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一旦有了成功的经验，以后的项目就会容易很多。

    此外，乡村学校的校长和老师的认知与热情也是关键，所以要真想改变学生的受教育状态，改变乡村校长和老师的认知是关键。关键方法之一是获得基层教育管理部门的支持，其次可以通过引进典型案例来影响他们。

    第三，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无论是教师的教学水平，还是学生的认知能力以及综合素质的提升，实际上很难用一个明晰量化的标准甚或数据体系去界定，所以很难支持。不像当年的希望工程，大量的企业家乃至个人都捐款建校。这对公益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如何让更多人理解并参与到与扶贫和教育相关的项目中来。

    《公益时报》：教育扶贫无疑是一条艰巨而漫长的道路。就您研究判断，未来三到五年间，中国教育扶贫的格局和轨迹会否有新的变化和调整？

    汪亦兵：我们正处在一个无法对未来做出预期的年代，因为无论是社会、政治、经济还是技术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三五年之内，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但产生贫困的原因并未解决，我的担心是，在绝对贫困问题消除以后，当运动式的扶贫结束后，对农村教育扶贫的力度和关注度会不会受到影响，农村的教育是否又会陷入新的困境。

    还有一个可能的调整或必须加以重视的，是对流动儿童教育的关注会增加，如果不对他们的教育给予足够重视，有可能会成为未来城市贫困的源头。

    《公益时报》：如果届时真的出现了您所担心的——教育扶贫热潮因绝对贫困问题的消除而戛然而止，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步伐会否也因此停滞？

    汪亦兵：这就要求政府在相关政策上的支持一定要能得以延续，比如说对乡村教育的支持、补贴不仅要延续，还要加强。如果说到那时，政府优惠政策突然停掉的话，即便是社会组织想要更多介入参与，也会有心无力;另外从社会角度而言，应该鼓励社会组织更多地介入，包括退休教师志愿者，更多参与到乡村教育建设中去;同时，企业家群体对此的关注和投入也不宜就此止步。

    用好互联网技术这块“魔法石”

    《公益时报》：就您观察，目前互联网教育扶贫在具体实施中的短板会有哪些?如何弥补克服？

    汪亦兵：互联网在教育扶贫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时空上为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提供了可能性，即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可以做到同步，这是最关键的;第二，是扩张的边际成本为零，可以大规模扩张，这是所谓的“网络效应”;第三，用网络平台上资源的丰富性满足乡村教育中贫困多样性的需求。由于地域不同、贫困成因不同、文化不同，很多地方都存在个性化的需要，显然，我们很难在线下通过人力来满足这些需求。但对于网上平台而言，由于服务提供方很多，每一个服务提供方都提供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就像一个购物中心，每一个人都能发现自己的需要。

    当然，互联网作为一个工具，作为一个技术，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我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做实际和深入的调研，但我想可能存在的问题是：第一，在我们用互联网做工具时，我们是否也赋予了情感？第二，当我们强调去中心化的时候，我们是否先建立了共识和规则?第三，当我们强调线上教育的时候，是否还有线下的连接以形成一个闭环;第四，互联网是一个大容器，其中的内容鱼目混珠，如何让受益者具有甄别的能力，社群的建设和管理是关键。一个好的社群具有吸引力、具有共同的规则，大家在其中可以共同进步，所以社群管理是互联网学习的关键，必须有情感、有规则、有共识、有激励。

    亚布力论坛：引领“义利并举”新生态

    《公益时报》：作为已经创办18年的国内知名民间论坛，“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近年来加大了对公益慈善领域的深度探究和观察。您认为这释放了怎样一种信号？

    汪亦兵：企业家或企业参与公益当然是时代的一个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未来的企业就是“义利并举”的企业，这一点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

    教育扶贫也可以成为被誉为“竞争战略之父”的迈克尔·波特所提倡的“共享价值”中的一种，其实质是说企业的社会目标和商业目标是一致的。友成基金会长期的合作伙伴“沪江网”、“爱课堂”、“洋葱数学”等都是这种新型企业的典型代表。

    中国经济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企业家是最主要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提升。亚布力论坛的创始就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一个觉醒，到近年越来关注宏观经济、越来越关注社会发展，提倡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等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我和友成基金会的同仁们都认为，人类总体上正在从工商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这些现象，都是生态文明的体现。

    现在我们是以公益人的角色来参加企业家的论坛，讨论的是如何跨界的问题。我相信在未来，我们仍然会出现在这样或那样的论坛上，但不再是以企业界或公益界为唯一分割标准，而可能是以其他不同的行业或其他角色来参与，因为“义利并举”已经在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模式。到那时，我们的社会人文生态格局必将迎来值得期待的崭新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