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于俊如

    “我为什么老被别人骂？就是因为我试图说明这个世界的真实。”曾晓东说。

    在为数不多的公开报道中，曾晓东的观点总能引起争议。作为教育领域的专家，曾晓东更多的是在踏踏实实地做调查研究，是典型的研究型学者，推动政策改变的同时，也成为很多公益组织的智囊。

    在曾晓东看来，我国的基础教育现状是，应试教育框架下县城的超大规模学校和小规模村小并存，处在一种两极化的状态下，也好像找不到破局的这个开口。

    她用“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话来形容我国当前基础教育所面临的现状，剩下这一部分将是最难解决的问题，需要花大力气去解决。

    而公益组织作为社会发展力量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工业化体系缺少“人”的情况下，能够引入“人”的资源，能够引入创新等智力资源，能够推动教育改革。

    但是公益组织也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以情怀代替一切，到了该说不的时候了。”曾晓东说，公益组织需要从资源给予转变为给思想，给新鲜的空气，给新的思维方式。

    12月21日，2018中国公益年会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曾晓东作为教育领域的专家受邀将在年会上从教育的角度进行分享。

    《公益时报》：你曾参与联合国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也曾做过北京地区基础教育的调查，更是给公益组织出谋划策，请结合您的经历与调查成果，谈谈我国当前基础教育的现状是怎样的？

    曾晓东：城市化进程，导致农村教育整个呈现衰落状态。大部分人都走了，跑到城市里去，留下来的就成为最少的或者最后的那15%。“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的这15%是最难解决的问题。这是中国农村教育目前存在的一个基本状况。

    从现象层面上讲，县城的中小学人满为患，很多到了八九十人一个班。反之，村子里面的小学多是四五十人。在农村，真正还在乡村居住并把孩子留在乡村读书的人，是很少一部分了。

    从资源配置上讲，这给政府配置资源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一方面，再小的学校也得派老师，老师还越来越不愿意去。过去民办教师在很大程度就是农民，现在老师是城市的人，“开车去上课，下课开车回家”。这时候再派到山区去工作，难度就更大了。另一方面，小规模学校管理成本也很高。

    2012年前后，教育部希望合理地进行撤点并校，因为有节省资金、节省工作难度、解决派老师难、提高教育质量等优点，地方政府将这个事情迅速完成，但是因为操作过急而不得不叫停。

    可是农村小规模学校究竟应该怎么发展？

    目前是，农村小规模学校与县城超大规模学校、超大规模班级并存，教师的质量不断提高，但是教师作为国家公共雇员的属性也越来越显现出来。教师越来越成为一个公共部门的雇员，而不是乡村社区的组成部分，结果是越来越和乡村脱离了。

    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来说，因为大家处在一个大规模班级的教学里面，完全的应试教育，县城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改革非常难以突破，教师的配置也很难体现效率。

    而农村小规模学校，由于更多的人离开，导致学校的教学质量或者教学秩序，非常不正规，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从人文的角度来说，教师越来越成为公共雇员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们越来越脱离乡村社区。

    结果是，应试教育框架下县城的学校和村小都处在一种两个极化的状态下，都好像找不到破局的这个开口。

    《公益时报》：这样的问题如何有解决的办法？

    曾晓东：教学改革没有办法推进，大家都还是沿着应试教育的轨道在走，甚至小学也是按照这个轨道在走，这就没有办法适应新的时代，培养孩子们一些核心的素养。老师越来越成为公共部门的雇员，而不成为农村社区的组成部分。

    《小学老师为什么这么忙？——典型一天的制度分析》一文对老师的观察发现，老师的工作里面有1/3多一点才是做它的本职，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应对整个行政体系对他各种各样的要求。在工作时间分配上来说，他已经变成了公共部门的雇员，越来越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远离农村社区。

    中国目前的教育就进入到了发达国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的水平阶段，就是体系化、完善、规范，完整地按照官僚主义的这套规则来运行，程序主义、程序正确越来越突出，大概就是这个目前的状态。

    《公益时报》：教师越来越脱离农村社区？只有1/3的时间在做本职工作？

    曾晓东：农村社区是指农村的社会生活，农村学校是农村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小孩子表演节目、参与农村劳动，就是农村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以村为单位，家长对老师非常了解，能够随时交流。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乡村有一个大门关上了，不允许别人进去。在村里面工作的老师和当地村民没有什么关系，甚至不认识，因为他们是行政体系派下去的，团队人际交往完全是一个独立于农村社区的。

    这样一个体系化的，从上到下分好多层的庞大教育体系，我们称之为“体制官僚主义”。这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只是从过去村村办小学、很不正规，到今天完全正规，变成一个完全庞大的整个工业体系当中的组成部分，是工业化的产物。

    教师身处这个体系当中，大部分时间要用来应对行政体系要求的公开课活动、精神文明创建、精准扶贫、各种评比等，因为老师是财政供养人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其实是进步的表现。

    大家不要用过去田园牧歌式的东西，来追究今天工业化时代的产物。乡村的生活不是那么美好，工业时代建立起秩序，是标准化和程序的开始。现在整个的教育从课程、考试、课标等完全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社会时代的教学体系，很了不起，当然问题同样很多。

    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它没有完美的，公共政策就是妥协。我为什么老被别人骂？就是因为我试图说明这个世界的真实。

    《公益时报》：最后这15%该怎么解决？

    曾晓东：“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的15%是要占据你整个经历里的一半，你才能够很好地解决，所以现在还没有解决办法，还在探索。

    现在建立起一个符合工业化时代的庞大教育体系，好吗？好！规矩、标准、完整！但是它的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就是它是非人格的，只有机器，只有秩序，只有标准、程序，没有“人”。

    不管是乡村学校，连大学现在是这样，没有“人”。

    《公益时报》：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全社会慈善捐赠总额达1499.86亿元。其中，社会捐赠最关注最高的领域是教育，占捐赠总量的27.44%。在你看来，公益对于改善基础教育，尤其是西部基础教育有多大的作用？成效如何？

    曾晓东：不光是中国，全世界各国对于教育的社会捐助都是占大部分。所以这些年来，对中国基础教育，特别是对农村或者弱势群体的教育关注最多。其实有很多报道都是从公益组织出来的，就是他们在做公益的过程中，发现了农村教育或者是弱势群体教育当中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小规模学校，最后剩在农村的那些孩子、打工子弟学校等，这些都是公益组织关注的话题。

    但是目前，很多文章说，农村的校舍、图书、技术设备等都很不错了，还应该怎么弄？公益组织也面临着转型。

    这个过程当中，公益组织面临的转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么庞大的机器转型起来比较难，一个老师在这里边就是个螺丝钉，能动性有限。公益组织还是应该作为一个社会力量的组成部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一些新的东西给引入到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里面去，所以要从过去替政府干活，转变为要做一些政府干不了的活，比如说创新、改革。公益组织可以引入一些智力资源，从给东西转变为给思想，给新的思维方式。

    《公益时报》：有没有做得比较好的案例？

    曾晓东：农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教育教学非常难以改变，有些公益组织开展的支教活动、引入新课程等，能够给这些孩子带来一些很快乐的东西，开始有了“人”的存在，有了人与人的尊重。

    但是，因为支教的历史比较短，技术水平以及支教本身的装备、培训质量，我觉得还不是很高，所以公益组织现在要从那种资源提供走向专业支持，就变得非常考验人了。

    目前我觉得有两个项目做得还不错。一个是西部阳光基金会的桥畔计划，在学前教育这块做了一个房子，可以拆解，随便流动，房子里边配了材料、标准、教师的培训要求以及教师的教育课程等。（下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