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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义刚:公益财商教育任重道远
姚洋:民营经济与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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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内容
2018年12月25日 星期二上一期下一期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民营经济与企业家精神

    (李振龙/摄)

    我自己感觉我们社会上有三种人,或者说三种比较特别的人。第一种是学者,我们基本上是向后看。很多人说:“你做经济学的,能不能预测一下股市怎么样、楼市怎么样?”其实最不该去问的就是学者,学者都是研究过去发生的东西。但这种研究也有用,从比较抽象的层面来看,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发生的过程中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从纯粹知识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研究还是有用的。从实用意义来说,我们总结了一些规律,供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来做参考。

    第二类人是官员。官员做什么?关注当下,老百姓有疑难问题官员要解决,上级下达指令官员要执行,官员要把当下的事情做好。

    第三类人就是企业家,还包括政治家。这两部分人是面向未来,要有引领的作用。今天特别是在民主国家里面,政治家要引领这个世界恐怕比较困难,因为现在民粹主义泛滥的情况下,政治方面的作用正在消失。企业家的作用在动荡的世界里面则变得更加重要.

    未来的最大特征就是不确定性。我们经济学家要写出经济学模型来,一定要假设,未来尽管不确定,但是要用分布函数把风险描述出来。但现实中,企业家对于未来什么也不知道。企业家要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决策,而且这个决策可能要做得非常快。政治家做决策尽管也要引领未来,但要有一定时间。我们企业家不一样,商场瞬息万变,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决策。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也完全不一样,职业经理人像官员一样,执行任务就可以了,企业家是要做决策。

    既然企业家最大职责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决策,难免就会犯错误。

    对此我要说两点,一方面,社会应该对企业家有容错机制,不能苛求企业家把样样事情都做对,过去这一年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我们国家虽然有《企业破产法》,但《破产法》的执行不是很到位,没有把它作为保护企业家的工具来使用。在国外,《破产法》的产生是为了保护企业家。也许是受东方文化的影响,一旦失败,大家就觉得很没有面子,像在日本,企业家一旦宣布企业破产之后,这个人就很难东山再起。

    第二个方面,因为我们企业家失败的概率很大,成功企业家的比例是极少的。比尔·盖茨曾经富可敌国,但大家回想一下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有多少个像比尔·盖茨一样的年轻人也是利用他们父亲的车库做着同样的事情,大多数都失败了。像比尔·盖茨这样的成功概率是千分之一左右,说得不好听点,他是踩着别人的“死尸”上来的。

    我们怎么看待企业家的财富?我们不能有嫉妒的心理,要意识到企业家带来的高回报,是以牺牲一代一代企业家为代价的。

    如何把企业家的财富和公益勾连起来?我们企业家的财富有很大一部分是社会回报,他们的财富都是和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特别是过去20年财富的迅猛积累,我们大概看不到企业能够成为今天的样子。而企业家自身怎么正确对待财富,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在世界范围内,除了美国之外,企业给社会捐款最多的就是我们中国,到欧洲或者英国去,很少能看到企业家那么大范围地给社会捐款。所以,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成长只有短短不到30年时间,但我们已经做得如此之好。作为常人,还是要感谢我们企业家,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