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文梅

    “你有高兴的事吗？”

    “没有。”

    “那你有心事跟谁说呢？”

    “没有谁。”

    “你给你妈妈打电话吗？”

    “没有。没有妈妈电话号码。”

    “那你有事怎么办呢？”

    “不怎么办……”

    这是2006年8月，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与《新闻调查》栏目组在四川农村采访留守儿童时，一个9岁男孩与她的对话。

    2006年，《新闻调查》播出了这期留守儿童节目。

    “当时采访的时候，我就又心疼又担心——一个9岁的孩子，跟人交流的时候竟然有如此深的隔阂和距离，将来他会变成什么样？”

    时隔13年后的2019年8月末，在河北沽源某酒店大堂一个安静的角落，敬一丹回忆起当年采访过的那几个留守儿童，依然充满牵挂，心绪难平。

    作为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央视主持人之一，敬一丹在《焦点访谈》工作了整整20年，与她名字和时间轴相关的还有《一丹话题》《东方时空》《新闻调查》和《感动中国》等几档知名电视栏目。稳健大气又不失感性细腻的主持风格，让她成为许多观众心目中值得亲近和信赖的“国民大姐”。

    2015年4月30日，敬一丹最后一次主持《焦点访谈》。同一天，媒体公布了她正式退休的消息。其后为数不多的几次媒体采访中，敬一丹被问及最多的就是“退休之后有什么打算、会去做什么”之类的问题，她的答案几乎都与公益有关。

    走下央视主播台的近五年间，敬一丹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了公益，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选择。她的丈夫、华泰保险公司董事长王梓木携团队发起的“小小铅笔”公益项目于2014年启动，以偏远农村地区的支教活动为主，至今已坚持六年，先后走过20个省、市、自治区，帮扶国内34所学校。这些年来，敬一丹也一直是该活动的忠实参与者。此次与《公益时报》记者面对面，就是缘于“小小铅笔”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长梁乡寄宿制小学的公益探访。

    那么如何看待公益？“公益的内涵绝不仅仅是给予，真正深入公益的人都会觉得，其实自己从中获得的更多。”敬一丹如是说。

    《公益时报》：很多人站在外缘看公益，觉得很热血、很激情，但真正深入其中去做公益项目的时候才发现并不容易。这方面你有没有体会？

    仅就“小小铅笔”这个公益项目而言，从最初立项、设计及至联络沟通这些前期的具体工作，我并没有介入，但在后期参与过程中，我是有思考的。“小小铅笔”公益活动立足于教育，主要体现于支教。而随着近年国内教育发展形势的变化，我们的支教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小小铅笔”最初是给孩子们建电脑教室，捐赠一些文具和学习用品，尽可能提供一些物质帮助。随着时间推移，你会感觉到，现在即使是一些穷乡僻壤的乡村学校，对物质的需求也不是唯一的，有的学校其实更需要另外一种支教，比如有关素质教育的一些内容，比如拓展孩子的视野，还有怎样才能给孩子更多快乐，这些更多属于精神层面的助力和支持，可能是当下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最为需要的。

    我在“小小铅笔”活动中跟孩子们交流的主题是“我要说”。我告诉孩子们，“我”，意味着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管你生在城市或农村，不管你身处光鲜之地或无名角落，你都是独一无二的，你可以有自己的思想；“要”，你要有愿望，要有作为一个正常人应有的各种追求和欲望，我们应当鼓励孩子们拥有自己的愿望；“说”，你要有自己的表达。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才能，每个人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有的孩子是通过绘画、跳舞、唱歌等这些艺术的表达方式呈现自己，而说话则是一种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不管将来做什么，它都应该是一种基本能力。所以我对孩子们说：“你们要勇于通过说话来表达，我也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潜质。”

    现在每当我走到孩子们中间，这（鼓励每个孩子大胆表达自我）就是我很想做的一件事，我觉得这件事的意义甚至超过了送给他们一些文具或者其他物质上的帮助。

    这次我们来张家口开展“小小铅笔”活动，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除了给当地学校捐赠电脑教室以外，华泰保险还和中国儿童中心合作，请来美术老师，送给孩子们十个月的美术课支持，既培养孩子们的美术素质，同时也培养他们的美术老师。我特别欣赏这种做法，这就是适应今天需要的一种支教。在此过程中，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今天的教育环境下，我们的支教要如何做到“雪中送炭”？其实这个“炭”是因校而异、因人而异的。

    《公益时报》：作为央视资深主持人，你经历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等最重要的几个节点。你曾说“道德问题”一度成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为困惑的事情，不知道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你是否有了答案？

    敬一丹：只有探寻，没有答案。我们做的每一期节目都不是句号，都是逗号、删节号，都等待着下一个探寻。当年我办《一丹话题》的时候，是把一些问题停在了道德问题的层面，然后我就去了《焦点访谈》。到《焦点访谈》之后，依然有一些问题是持续关注的，好像几乎是我从业一直到退休，这么多年始终在持续关注某些相同的问题。比如说教育、贫困，而且教育和贫困经常是缠绕在一起的，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记录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媒体人该做的。记录它，不一定能够解决它，但记录它可能会唤起更多人对它的关注，也许可以推动它往前走一步，走一步也是好的。你不可能说，我们做一个节目就能促成一个问题彻底解决，那就对我们这个工作认知过于简单了。

    留守儿童刚刚出现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这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它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教育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最终引发了个人命运问题。最初我做经济节目的时候，关注的是流动人口，那时候这个群体被称为“农民工”，再后来叫“进城务工人员”，这些称呼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停地变化。当这些人慢慢在城市增多，不知不觉他们身后也多了一群孩子在出生和长大，留守儿童出现了，同时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务工人员的孩子也出现了，打工子弟群体因此形成，这些我一直都在关注。

    13年前我曾经做了一期节目就叫“留守儿童”，今年8月初，我到四川回访了13年前我采访的三个留守儿童。按说13年后的我已经都退休了，为什么还要去回访呢？因为我退休的时候曾写了一本书叫做《我遇到你》，在那本书里有一章叫“草样年华”，这一章里收录的都是我采访过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有着不同的困境，都是在很边缘、很角落的地方默默生长着，有着像草一样强大的生命力，但有时是被忽略的。他们不是“花样年华”，他们是“草样年华”。比如说“艾滋孤儿”、麻风村的孩子、被忽略的女童、打工子弟和留守儿童。

    那时候我就想，退休以后，是否能有一种方式让我与他们再度相遇。我特别想知道，在这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后来的他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他们个人的命运会怎样呢？他们个人的变化又折射出社会的哪些变化呢?终于，就在这个夏天，我和《新闻调查》的原班人马，又回到了四川的邛崃和遂宁，去寻找我们当年采访的留守儿童。这三个孩子都找到了，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有的已经成了妈妈。我很欣慰的是，他们还好，没有像我当年担忧的那样，成为“问题儿童”。

    但现在问题是，他们的孩子又成了新一代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仍在外打工。变化在于，新一代外出务工者所从事的工作，不像父辈那样盖房子、修路等单纯出苦力的体力工种，他们现在做的是安装互联网宽带、开塔吊、设计城市街道的广告牌等相对富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而且他们拥有了非常便捷的通讯条件，可以每天和自己的孩子视频，这就使得孩子不像他们当年那样，有那么多的思念之苦，以至于带来性格上的封闭和扭曲。

    （下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