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庆

    【灾民基本权利和尊严】

    据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秘书长王海波介绍，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授渔公益”）与环球计划的渊源始于雅安地震。

    2013年的雅安灾区，部分灾民被迫离开原居住地而安置在较安全的地方，饮水和厕所等需求尤为突出，为了确保生活在安置点的灾民有卫生安全的饮用水和应急厕所使用，授渔公益和乐施会在雅安灾区为村民实施多个与WASH（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相关的项目。

    据王海波回忆，当时乐施会想做饮水及环保厕所项目，于是找到一直在做相关项目的“授渔公益”。“当被问及环保厕所的具体标准时，我们非常自信地回答了1:1。”王海波说。

    王海波坦言，当时没有设定具体标准，只是觉得“有厕所总比没厕所强，做了比不做强”。于是，乐施会的同事向他们展示了《环球计划手册》，那是“授渔公益”第一次接触环球计划。

    后来，基于环球计划的标准，“授渔公益”和乐施会一起在雅安做了净水和环保厕所项目。王海波说：“除了遵循内部制定的项目质量要求，我们把环球计划人道救援响应的最低标准作为其中一个项目规范。内部项目质量标准方面，乐施会有专业的WASH团队，为项目制定指引和要求，确保WASH项目的质量。”

    “在灾后协助村民解决应急供水方面，‘授渔公益’以前是就近原则，没有标准。”王海波表示，“而环球计划清楚列出了饮水的最低标准，让我们的工作能确保灾民应有的基本权利和应得的尊严。”

    在建立临时环保厕所方面，工作原理是把尿便分离，让尿液在厕所外储存，而粪便则让其封干，两者可作为肥料使用，也减少了臭味产生和病媒的滋生。在环保旱厕的背面配有浴室、洗漱池，部分安置点条件许可，则用上热水器，灾民都可以有洗澡设施，改善个人卫生。

    在设计厕所的过程中，根据环球计划和机构内部所定的标准，考虑到女性用厕所的时间相对男性较长，因而在所设计的厕所中，女性蹲便器的数量比男性的多，而蹲便器与服务人口比例也基于客观因素按1:20至1:50的幅度设计。另外，也考虑到夜间上厕所的安全问题，厕所与居民区的距离不超过50米，并必须设有灯光照明。为了让村民建立如厕后洗手的习惯，厕所外也建有洗手的地方，方便村民洗手。

    以上的净水和厕所项目都需注重村民的参与，一起讨论粪便处理、排水等一系列问题。基于对本地的尊重原则，村民不但参与到选址、设计和前期的需求评估，还参与到项目的实施，无论男女都一起动手建造。村民的参与,一方面令项目进展顺利，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村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主人翁的意识让村民主动承担了日后的维护工作，也更爱惜自己劳动的成果。

    【粮食保障及营养】

    除了解决饮水和旱厕外，在环球计划的标准中，食品保障与营养更加强调标准以外行动的指标。

    世界宣明会高级紧急救援主任张进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在食品救助方面，环球计划总结了四项标准，每项标准中包含各项指标，指标中又包含各种行动和准则，为此，世界宣明会结合环球计划总结了四项救灾标准：

    第一，到灾区发放物资需符合宗教和文化传统；

    第二，多提供无炊具时可开袋即食的食品；

    第三，粮食的发放标准为每袋15公斤，按照每个灾民1天1斤的标准发放1到3个月的口粮；食用油的发放标准为5L，按照1家3到4口人、1个月的量为标准进行发放，从而保证每人每天摄入2100千卡热量；

    第四，面向当地采购，食品保质期保障至少六个月，食品的包装需适合发放。奶粉或液态奶不能单独列入一般的食品发放计划，因为不当发放容易导致细菌感染，对儿童造成极大的危险。

    据张进介绍，由于灾区水资源的紧缺，因此会避免发放需大量清洗或漂洗的食品。对食品的储存地，要求干燥、卫生、不受天气影响、不受化学和杂物的污染，这些都是除标准以外行动的一些指标。

    根据环球计划的标准及行动指标，在发放粮油方面，会根据当地的文化，事先做好筹款需求的调研和评估工作。“今年江西石城发生水灾，我们在为当地灾民发放食用油时，经调研和评估发现，当地灾民食用的油普遍为菜籽油，因此发放的都是菜籽油。在今年安徽发生水灾时，经调研发现，淮河以南多食用大米，淮河以北多食用面粉，因此我们在安徽凤台县为其发放了面粉，在寿县发放了大米。”张进举例说。

    “在粮食的包装和质量方面需加以控制，现场发放时需配备电子秤，每袋米的包装上须贴有合格证。除此外，我们还会进行抽样送检，对食品安全和质量制定要求。”张进补充道。

    【将儿童保护主流化】

    在水、粮食、厕所等基础安置恢复后，亟需重建或恢复的是儿童的生活。

    “国际计划”是一家以儿童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发展机构，该机构主要的关注点为儿童。在紧急情况下，以儿童友好空间为平台进行紧急状态下的儿童保护工作。

    据国际计划（美国）陕西代表处项目协调员王沉介绍，环球计划非常详尽地列出了人道主义行动中儿童保护的最低标准，其中将最低标准分成了四大类：

    第一，响应质量的标准；第二，回应儿童保护需求的标准；第三，制定儿童保护策略的标准；第四，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将儿童保护主流化。

    以第四条为例，王沉参照标准进行了阐述，所有通过国际计划跟儿童接触的群体均需签署由国际计划制定的《保障儿童和青年人全球政策》，以保障机构以外的志愿者、当地合作伙伴、政府等群体不能以任何不当的行为对儿童造成伤害及剥削。

    “儿童保护主流化，不仅在紧急情况下，而且需贯彻到机构的日常运营中，比如人力资源、传播、项目设计、项目实施环节都需进行儿童保护风险的评估，并作出一定的风险应对方案。此外，如果是国际计划的员工或相关工作人员发现了对儿童或青年人有危害的行为，也会制定相应的介入措施。”王沉补充道。

    据王沉介绍，国际计划每个办公室里都贴有一份流程表，具体到儿童保护的联络人、电话、邮箱，以保障当发现有任何对儿童不适当的行为或儿童安全存在隐患时，可通过联系“儿童保护联络员”，由联络员启动调查和响应流程。还有一个途径是国际计划全球匿名热线电话，在担心身份的暴露对其生活或工作造成影响的情况下，可选择通过这一电话匿名举报。

    王沉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在紧急情况下，国际计划主要通过儿童幸福空间来开展工作，建立该空间的主要目的是在水、粮食等基础安置恢复后，重建儿童的生活。

    毋庸置疑，儿童幸福空间的建立同样需要响应在紧急情况下儿童保护的最低标准。“我们自己有一套儿童幸福空间的操作手册，是依据环球计划的最低标准制定的，是当灾难发生时去设计或建立儿童幸福空间，评估一个地区是否适合建立儿童幸福空间最重要的标准是该区是否有安全饮用水、是否有可能的流行病或传染病发生。”王沉说。

    除了重要的标准外，王沉强调，在空间的布局方面，要有适合室内和室外活动的区域，要有能够让残疾类儿童进行活动的空间。空间的划分要根据年龄和性别以及活动类型特殊的设置。在设备和材料方面，需选择适合男孩、女孩及残疾儿童使用的材料，且需保障在开展教育类、发展类游戏或活动时，要考虑少数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等因素是否影响对活动空间的使用。在人员配备方面，任何时间都不允许有单个的工作人员跟儿童单独相处，在空间里要保障两名及以上的成年人或工作人员在场。

    【在中国本土化面临的挑战】

    环球计划在国内虽然已经有很多具体的实践案例，但在中国进行本土化仍面临一定的挑战。

    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仁道标准工作组伙伴郝南表示：“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环球计划究竟培训的是谁？”在学员的来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没有相关背景或专业的。而在救灾一线开展工作的人员里，接受过环球计划培训的人数远不能满足工作的需求。

    “行业内的培训对象已基本趋于饱和。近几年培训对象、报名人数、领域范围等开始逐渐进入瓶颈期。”据郝南分析，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持续性的应用场景。中国几乎从未承担过重建项目，很少基金会在做重建和发展相结合的助推社区项目，因此对环球计划的使用缺乏深度。此外，近几年使用集中安置、搭建临时帐篷的情况也大幅减少，使得环球计划的很多内容无用武之地。

    在本地化方面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郝南指出，师资稀缺是本土化最为突出的问题。“我们能说中文的本地师资数量非常少，中文的教学资源仅限于课堂上能够接触的被中文化的教学资源，真正本土化仍属于未开发状态。”他说。

    郝南认为，本地化实施缺乏路径和手段，也缺乏一定的理解，其理念在当前文化的背景下也不容易被理解和吸收。在国际标准中综合为一体的“冲突和灾害”，在中国更倾注的是灾害，由此可以看出，很多标准在中国的实际情景中无法适用。

    “外在的挑战包括灾害管理能力，这几年有影响力的灾害数量不多，导致救灾行业在整个公益行业呈现被边缘化状态，且从事灾害的机构数量也偏少。”郝南补充道。

    公众对环球计划专业标准在中国的实践情况了解甚微，势必导致实践的资源和推广资源不稳定。郝南坦言，近年来，推广环球计划的筹款效果虽相对较好，但仍不稳定，每期培训的出资方都在发生变化，有时候临近培训才找到资助方。

    针对环球计划在中国本土化面临的挑战，郝南给出了以下五点建议：

    第一，强调需要行业人才的支持。一方面要重视人才培养和行业人力资源建设；另一方面要建立职业发展通道，提供工作岗位。

    第二，发挥集体影响力。一方面充分联合各方力量，综合利用现有资源；另一方面推动环球计划友好机构形成网络，推动人才结成社区。

    第三，发挥研究和评估机构的作用。完善第三方支持，加强能力建设、评估和案例库建设，支持应用层面的循证研究。

    第四，影响公众和媒体。与媒体合作，积极推广、科普有关概念，影响公众认知；积极影响政府政策，重视社会应急力量在救灾与重建中的参与。与此同时，与地方政府在救灾准备和灾害响应等方面展开合作。

    第五，更国际化、本土化。一方面加入国际网络，增进经验交流和彼此了解；另一方面，鼓励实践，开发本土化标准，淡化国际色彩。

    延 伸

    “环球计划”起源于1994年造成近百万人死亡的卢旺达大屠杀，危机结束后，参与人道主义响应的国际救援机构对救援行动进行了评估与深刻的反思，发现人道主义响应的工作质量对卷入危机人群的基本生存影响甚大。

    1997年，众多国际救援机构、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发起环球计划，共同起草了《人道主义宪章》，制定了一套用于重要生命救援的最低标准，不仅适用于短期救济，还涵盖了备灾、人道救援响应及早期恢复等活动。

    但环球计划不属于任何组织，没有成为会员或资格认证等程序，没有强制规定，它是关于救援质量和问责的自愿行为准则和自我规范工具。

    《环球计划手册》的前三章是人道主义宪章、保护原则和核心标准，是所有人道救援活动的基础。后面四个技术章节涵盖了项目规划方法和四方面行动：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粮食保障及营养；住所、安置及非粮食物品；卫生行动。每一个小章节中，都分列有“最低标准”、切实可行的“关键行动”、判断是否达到标准的“关键指标”以及为解决实际困难提供的“指引”。

    这本手册2000年首次出版，其后数次修订，此后，2004年、2011年和2018年分别又推出了三个正式版本。其中，2000版和2004版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翻译出版，2011版由乐施会翻译出版。此次2018版《环球计划手册》的中文翻译是由乐施会牵头，由国内众多机构以及专家学者共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