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2日 

    院子内的难民一直挤到了防空洞的边上。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我们放他们进来。一些大胆的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想进入我的院子寻求保护。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完全打开，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将人们安置在房子之间以及房屋的旮旯里。

    我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痛，我已经有48小时没合眼了。我的客人们也都睡觉了，办公室里安置了30人睡觉，储藏煤的地下室安置了3个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露天，在院子里，在石子路上！

    1937年12月14日

    在开车穿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100米~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日本人每10人~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我们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在司法部大楼里，约有400人~500人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我们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我们总部的院子里，有7个重伤员已经躺了好几个小时，他们最后终于被救护车送到了鼓楼医院。重伤员中有一个约10岁的男孩，他的小腿被子弹击中，连发出呻吟的气力都没有了。

    1937年12月19日  

    我们房子的南北两面都发生了巨大的火灾。由于水厂遭到了破坏，消防队员又被日本士兵抓走了，所以我们爱莫能助。国府路整个街区好像都烧了起来，天空被火光映照得如同白昼。住在我院子里的300~400名难民（我已经根本弄不清楚在我的院子里究竟有多少难民了）为了御寒挡雪，他们用我提供给他们的草席、破旧的门板和金属板搭起了小棚子。

    1938年2月3日  

    我家院子里的70个姑娘和妇女双膝下跪，频叩响头，嚎啕大哭，令人可怜。她们不愿意离开我的院子，因为她们害怕遭到日本士兵的强奸。她们不断诉苦说：“你就像我们的父母，你保护我们到现在，可不能把我们甩下不管啊！如果我们受到污辱不得不死，那我们宁愿死在这里！”

    对这合理的诉说，我不能无动于衷，我允许她们留下来，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离开了。

    1938年2月8日  

    早上8时，所有妇女和姑娘一个紧挨着一个地站立在我们院子中央的小路上。我要动身去委员会总部，刚一出门，她们就双膝下跪，跪在潮湿冰冷的水泥地上不起来。我通过她们信赖的刘司机对她们说：“日本人和自治委员会公开宣布，你们今天必须离开难民收容所（即安全区）。如果你们想留下来，我个人也不反对，我不会赶你们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