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靠谱的人”
    事半功倍

    建辉基金会资助的“个体行善者”，虽然他们原本不是公益人士，但他们是更深的草根和土壤。在基金会看来，对他们的助力，完全是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餐饮为例，据不完全了解，武汉市为医务人员提供免费爱心餐的商家大约有16家，平均每家每天约提供200~500份，疫情期间一共提供爱心餐约20万份。仅武汉市区的“高塬风情清真餐厅”的一群回族小伙子，就为援鄂医疗队员们拉了约三万份爱心牛肉面。

    26岁的吴悠每天只要睁开眼，都要处理千条以上的消息。一天在外奔波十多个小时，电瓶车有多少电，他就跑多远，基本每天要跑30公里以上，为600多户家庭送出口罩、药品等救命的物资，接收者不乏老人和孕妇。

    “无所WEY聚家园护卫队”的几百名志愿者每天往返于武汉城区、郊区，用私家车运送了1300多吨物资，其中医疗物资300多吨、生活物资800多吨……

    他们的行动显然不是一时冲动，这不是他们的职业，更不是他们的职责，但正是他们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让黑暗中的人们感受了无穷的力量，也让全社会看到了战胜疫情的信心。他们的所作所为被人们广为传颂，成为这场“战疫”的一道靓丽风景。

    他们很多人，在最初都是不计报酬，甚至自己贴钱参与。但随着时间推移，面对一场长期战役，这群人的奉献越来越多，所需的时间和金钱无法估量，遇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据建辉基金会了解，他们有的因为经济窘迫实在无法支撑而退出志愿服务，有的背负贷款，靠从家里借钱苦苦支撑；有的因前期媒体的报道造成的舆论压力而不便展开收费；个别人的不理解，因非议产生的孤独感，让他们顾虑重重……

    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在公益组织的视野中，所以很少得到公益组织的关注；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也通常只是传播了他们的故事，而非关注他们的实际困难；政府有时会关注到他们的所做所为，直接对接一些捐赠的物品给他们，但也是杯水车薪；他们会被大众认为是英雄，却不知英雄也有难以言说的困难……

    建辉基金会认为，如果因为这群人抱有自愿、无偿、无求的心态就予取予求，于一时一地可，于长久难。这群温暖他人的人，在遇到困境时，不应得到冷漠和忽视。所以，善待这群遇到困境的行善者，也是善待因为他们的服务而受益的公众，更是善待我们的社会和未来。

    参与真正的公益

    向商业与个人学习

    疫情防控最需要的是非常精准的支援。在这一点上，很多个人和组织利用社群、自媒体和成员多元化的优势，在很多方面的能力，远远超过一般的基金会。

    以建辉基金会所了解的酒店公寓志愿联盟举例来说。

    1月24日，90后小姑娘肖雅星发起了“武汉医护酒店支援联盟”微信群，倡导为战斗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和志愿者提供安全的、方便的住宿环境。短短一天，自愿加入支援的酒店就达到近80家。联盟还协助对接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提供的医疗、食品、清洁等各类物资的捐赠，并协助分发到武汉市各大医院、酒店和社区，全面支持抗击疫情工作。目前，约50名志愿者负责联盟的日常运作，各小组分工明确，积极响应，形成了良性循环的运转，并持续利用各类技术手段提高运营的效率。联盟组织开发的酒店管理和更新酒店房态的“日月同城”项目，在短短48小时内完成了开发、测试和运营团队培训，于2月25日正式上线。一个月来，联盟为超过一万多名医务人员和志愿者们提供了超过二十万间/夜的住宿接待，为抗击疫情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联盟的全部志愿者均不领取报酬，他们分布在全国十多个城市，看似松散的一群人，仅凭互联网对接各种资源与人群，但他们迅速组合成的组织形态，速度与质量都令人瞠目结舌。他们的高效管理靠的是价值认同，而不是科层、绩效、评估。

    在互联网时代，个人结成的网络是组织的另一种形态，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发声体，公益组织应当把边界打开，不仅在行业内部联盟，还把组织边界延伸到商业和个人边界，向他们学习，才能真正扩大公益影响力，实现协作。

    联合与学习

    建辉基金会作为一家非公募基金会，在与一线志愿者团队和个人保持密切联系，了解他们的需求以后，便开始寻找其他资源寻求支持。很快，基金会提出的“支持有效付出的人而不是采购物资”的想法得到了深圳市缘聚慈善基金会和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两家基金会的理解，两家基金会很快决策，与建辉基金会一起支持湖北一线项目。

    截至3月18日，建辉基金会联合上述两家基金会，加之在腾讯公益发起的“致敬湖北一线志愿者”子项目，已拨付给湖北一线的资金为109.51万元，支持了15家在一线的组织和20人，有效推动了他们在当地更高效地开展行动。

    “这次我明显感到，商业和个人的力量快速、高效、灵活，当他们投身公益，就有了无穷的活力和潜力。这次应对疫情，就灵活性、专业性、自主性，很多基金会不如校友会、商家、甚至个人。那么，基金会到底应该是什么角色？”黄晓丹自问道。

    她表示：“在我看来，志愿组织主要‘以人和’，基金会主要是‘以财合’。所以除了日常的筹款活动，基金会应该还有一群稳定的捐助人，并拥有一定的理财能力，从而获得良好的理财收益。有了这笔非定向的资金，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实现灵活快速的资助。”

    呼吁同行高度关注

    观察这次疫情各方的表现，黄晓丹认为，无论是基金会，还是社会组织，甚至是有过经验的志愿者，相对于一线群众而言，在行动层面的表现是相形见绌的。在民间舆论中几乎看不到公益组织专业性的形象，看到的更多是民间自发的行动。

    黄晓丹说她看到，一部分外省的基金会将筹得的善款交给当地的基金会，其余基金会大多都在做物资援助，还有的基金会根据医疗单位的援助名单直接拨款补助，但几乎没有看到基金会之间的真正联合，更少见有一定灵活性和自主性的资助手法。

    建辉基金会倡议，在“疫后重建”阶段，联合行业内一些价值观趋同的基金会成立一个“致敬个体行善者”的交流、倡导与行动联盟，号召政府和银行、物流、物业、社区、供应商、企业等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和支持这群个体行善者的实际困难，联盟成员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资助、传播、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这群行善者。

    疫情过后，这群人毫无疑问会成为疫区市民心中的英雄。所以建辉基金会也希望，对这群个体行善者做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研究，为武汉留下一些对城市有深刻影响的记忆，也为公益行业，在未来中国可能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或自然灾害中积极踊跃参与自救互助的个人、组织、社区，留下一些应对方法和资助经验。

    （据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