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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防疫极简史:有些办法千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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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内容
2020年04月28日 星期二上一期下一期
中国防疫极简史:有些办法千年有效

    伍连德与他的抗击鼠疫小组成员,图自沈阳旅游局编《传奇盛京 名士风流》

    (宋)李唐《炙艾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黑逗

    195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莱德博格曾经说过:“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

    的确,疾病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而卫生防疫,则是人类与各种细菌、病毒做斗争的重要手段。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疫病”的可怕。

    古代的“疫病”概念,和现代的传染病有相似之处。

    疫病传染性强,又常常在人们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来袭,造成大面积流行,不论性别和年龄,人群普遍易感,起病急,危害大。

    瘟疫,在生理上让人们虚弱甚至死亡,在心理上使得人们惊慌失措。《周礼》《礼记》中都有“以索室殴疫,大丧”“民必疾疫,又随以丧”等记载。

    根据甲骨文和出土文物来看,早在夏商时期,人们已经养成了洗手、洗脚等卫生习惯,有利于防止疾病传播。

    《礼记·内则》中说:“凡内外,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说明当时已经有早上起床之后把室内打扫一遍的习惯。

    《诗经·唐风·山有枢》中,晋国人讽刺晋昭公“子有廷内,弗洒弗扫”,看来当时,室内卫生做不好是要受到鄙视的。

    除了大搞卫生预防疫病以外,先秦的人们还在努力思考:疫病是怎么产生,又是怎么传播的?

    虽然当时没有细菌、病毒等生物学概念,但人们已经察觉到,疫病的发生与季节有一定关系。

    《周礼·天官·疾医》写道: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漱上气疾。

    到了秦汉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隔离疫病患者可以有效防止疫病的传播。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上,已经出现了对麻风病隔离院的记载:

    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何以论?

    当迁疠所处之。

    意思是,甲正在接受城旦(筑城)的刑罚,服刑还没有结束,现在得了麻风病,该如何处置?应当把他转移到疠所再处理。

    这里的“疠所”就是专门隔离麻风病人的机构。

    西汉元始二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疫病随之而来。汉平帝下诏:“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早的关于设立公立临时疫病隔离医院的记载。

    东汉延熹五年,名将皇甫规率领军队征讨陇右地区,军中不幸发生疫病,皇甫规“亲入庵庐巡视”,这里的“庵庐”指的就是军队建立的临时性隔离医院。

    除了隔离之外,秦汉时期的医家,也总结了一些治疗疫病的药方。

    东汉名医张仲景,其宗族原来有二百多口人,由于疫病流行,不到十年,族中只剩六七十口人了。张仲景因此立志行医,确立了中医的许多治则治法。

    他撰写《伤寒杂病论》,其中记载的三承气汤、竹叶石膏汤等,都为今后疫病的治疗打下了基础。

    魏晋隋唐时期,出现了几位在疫病治疗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医家。

    东晋医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对天花、虏黄病(即现代所说的黄疸)、沙虱病(恙虫病)等传染病的症状、治法都有详细的记录。

    特别是对沙虱病病原体、感染途径、发病地域、临床特征等的准确记载,堪称世界上最早的沙虱病观察记录。

    《肘后备急方·治卒中沙虱毒方第六十六》写道:山水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着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着人,便钻入皮里。其诊法: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自有山涧浴毕,当以布拭身数遍,以故帛拭之一度,乃敷粉之也。

    隋代医家巢元方主持编纂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第一部专论疾病病因和证候的著作。

    书中认为疫病流行的原因之一是“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提出疫病的预防“须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书中记载的“蛊毒”,很多学者认为就是现在的血吸虫病。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

    孙氏还主张,要注意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要常习不唾地”——不随地吐痰;

    “勿食生菜、生米、陈臭物”——米和菜都要做熟再吃,腐烂的食物不要吃;

    “食毕当漱口数过”——吃完饭要漱口;

    “食毕当行步踌躇”——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宋元时期,对各种疫病的理论和实际防治经验都有了很大提升,格外重视疫病的预防和治疗。

    两宋时期,发生了多次疫病流行,其中大部分时间,朝廷都派医官到地方诊视,并发放药物救济。

    《宋史·五行志》记载:绍兴十六年……夏,行都疫……已未,分遣医官循行临安疗病者,于秋乃止。绍兴二十六年……夏,行都又疫,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

    在南宋,军队中配置防疫药品已经成为制度。

    每年夏秋是流行病高发时节,常由太医局拟定药方,配置瘴药、夏药及腊药,由惠民局、和剂局支付,分发给各地军队,以作为常备药物。

    明代防疫史上值得记述的一笔,是人痘接种术的推广。

    人痘接种术预防的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天花。

    天花,又名“痘疮”“痘疹”等,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

    天花患者会在皮肤上成批依次出现斑疹、丘疹、疮疹、脓疤等皮疹,最后结痂,遗留疤痕。

    天花的传染性很强,病情重,病死率较高。但患过天花后的存活者,则会拥有终生免疫力。

    人痘接种法,就是将天花患者的痘痴研粉吹入健康人的鼻孔中,使其感染,进而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

    这种接种法也被称为“旱苗法”,是当时人痘接种术的主要方法。

    但是人痘接种法应用的初期,种痘术还不够成熟,医生对这种预防法的掌握也不够熟练,种痘失败率较高,甚至种痘不成,反而危及健康人的生命。

    明代郭钰辑《金陵琐事剩录》中记载:陈评事生一子,颇钟爱……其受用过分,未几,种痘夭。

    到了明末清初,人痘接种术已经有所改进,成功率提高,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推行。

    清代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记载:闻种痘法起于明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近来种花一道,无论乡村城市,多处盛行。

    清代中后期,霍乱、猩红热等烈性传染病传入中国,因此,在医学领域也出现了一批防治这些传染病的著作。

    如:防治鼠疫有郑肖岩的《鼠疫约编》,以及在此基础上罗芷园增辑的《鼠疫汇编》,防治猩红热有金德鉴的《烂喉丹痧辑要》,防治霍乱有王孟英的《随息居重订霍乱论》等。

    1910年11月,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了“黑死病”。

    四个月内,疫情波及五省六市,死亡人数达60000多人。时年31岁的医学博士伍连德临危受命,带人奔赴疫区,对尸体进行解剖,发现了一种新型鼠疫——肺鼠疫。

    1911年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鼠疫研究所。同时,他请求清政府采取建立隔离医院、控制疫区交通、加强铁路检疫、火化鼠疫患者尸体等措施。

    他依据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防疫理念和办法,仅用了四个月时间,便成功扑灭鼠疫疫情。

    这一场抗击鼠疫的行动,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较为成功的大规模传染病控制行动。至今,在控制未知传染病时,伍连德的方案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为了介绍此次控制鼠疫的成功经验,1911年4月,清政府在奉天举行了“万国鼠疫研究会”。

    参加会议的有英美等11国的代表,共33人,伍连德任中方首席代表。会议宗旨为研讨微生物学及传染病学理论。

    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

    据统计,世界上的死亡总人数中,死于传染病者占三分之一。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相继消灭了天花、脊髓灰质炎等曾经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安全的传染病。因此,一种乐观的论调认为,无论如何,传染病是可以得到控制的。

    然而,近年来相继出现的艾滋病、SARS乃至现在正在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用冷冰冰的事实告诉人类:距离解决传染病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幸运的是,纵然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永无止境,仍有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与医务人员,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为制服病魔贡献着自己的心血和智慧。

    (据微信公众号“博物馆丨看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