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建拖 夏天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民间组织投入疫情应对工作。他们作出了哪些贡献，疫情对他们的发展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3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南都公益基金会、中国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等机构针对民间组织发起了专题问卷调查。

    本次问卷通过互联网发放，调查采用滚雪球抽样模式，共回收141份有效问卷。数量最多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民非”），占全部样本54%；其次是社团组织，占全部样本30%；基金会占全部样本9%。其他类型机构（包括尚未完成注册的组织、企业、媒体等）占7%。

    调查发现，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的民间组织交出了亮眼的答卷，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生存发展上也面临冲击和挑战，需要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哪些组织投身了疫情应对

    绝大部分受访机构（85.9%）积极参与了疫情应对工作。

    参加疫情应对的民间组织多是扎根基层的中小型机构。74.4%的机构2019年总收入在100万元及以下。它们平均正式员工数量为14名。志愿队伍强大，特别是民非、社团组织的志愿者、兼职员工数量平均达到近300人。

    这些机构大部分服务本地社区。75%的机构服务其注册地的人群，服务省域内地区的机构占16.5%，跨省提供服务的机构仅占7.4%。民非、社团组织在本地社区更为活跃。78.8%的民非和89.7%的社团组织服务本地社区。

    民间组织做了哪些抗击疫情工作

    一是募集抗疫资金和物资。

    121家机构募集资金和物资总额总计达7257万元。民间组织在筹集物资和资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5家机构累计募集资金2359万元，25家社团组织贡献了其中的一半。3家基金会募集资金940万元，占所募集资金的39.9%。

    物资的捐赠和调配是此次疫情初期的明显短板和社会痛点。民间组织积极响应抗疫需求，50家机构募捐、配送物资总价值3180万元。其中，25家社团组织承担了大部分落地工作，共募集、配送近2479万元的物资，占比超过3/4。

    二是捐出自有资金和物资。

    还有部分受访机构捐出自有资金共436万元，捐出自有物资总价值1282万元。其中，公募基金会贡献最大，分别占据61.8%和89%。

    三是奋斗在一线。

    民间组织为社区联防联控的最后一公里贡献了力量。民非、社团组织有较强的志愿者、兼职人员组织基础，这两类机构兼职、志愿者数量占全部组织志愿服务的机构的志愿者数量的98%，贡献了近15万服务人次。在疫情应对中，67家受访机构派遣了工作人员提供劳务和专业技术服务，累计投入771万元。其中民非累计投入金额588万元，占总投入76.3%。

    民间机构还通过线上、线下的渠道开展心理干预、组建应急车队、为社区派送物资、社区防疫以及针对湖北和武汉的专项服务等手段应对疫情。17家机构参与了消杀、卡点、执勤、摸排等社区一线防疫工作。

    民间组织遇到了哪些困难

    疫情暴发初期，抗疫情物资和设备极其短缺。民间组织同样受到影响，70.3%的机构反映缺乏必要的物资和设备。

    应对疫情过程中，民间组织也遇到一些特有的问题。

    一是缺少配套行政经费。68.6%的机构反映缺乏配套行政经费。这对中小机构压力较大，他们开展了专项的疫情应对工作，但由于很多捐助资金和物资并没有配套行政经费，机构需要自己贴钱支付额外的成本。

    二是缺少专业知识和技术。受访机构中，只有12.1%有应急救灾的常规业务。更多的机构跳出了传统业务领域，加入到疫情应对工作中。43.8%的机构反映自身在公共卫生和应急管理方面缺乏知识、技术和经验。社团组织尤其如此，53.9%反映缺乏专业知识、技术和经验。

    三是缺少协作机制。疫情冲击下，突然产生的大量捐赠和需求给协调工作带来空前压力。31.1%的机构反映民间组织之间缺少协调合作平台，28.9%的机构反映和政府抗疫指挥部门缺乏有效的衔接渠道和机制。

    困难有，收获也有。过半的机构认为他们与政府部门的联系以及政府的重视和认可有所提高。近半机构提高了社会认知度和认可度。41.3%的机构反映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知识有所提高。

    民间组织受到了怎样的冲击

    疫情对民间组织的财务状况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民非所受影响更为严重。和去年同期比，42.6%的机构表示收入有所减少，36.9%的机构表示没有变化，仅20.6%表示有所增加。民非受到的打击更大，45.4%的民非表示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37.7%表示没有变化，仅16.9%表示有所增加。

    过半（51.8%）机构反映收入与疫情暴发前的年计划相比有所减少，仅15.6%表示有所增加。民非所受冲击仍然最大，其次是社团组织。基金会在收入上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36%的表示收入较计划水平有所减少。

    疫情的全面冲击下，民间组织的主要业务、筹资工作的开展均受到影响。受访机构反映，导致收入减少的首要因素是原计划开展的项目停滞或终止，影响筹资（63.5%）。其次是正常的筹资活动受疫情影响无法开展（38.9%）。

    疫情对上游捐赠人的经济状况的影响传导到了民间组织，机构预计捐赠人因收入影响也无法维持原有捐赠规模（34.1%），或因捐赠人的预算调整，捐赠缩减（28.6%），这些因素都给民间组织发展带来压力。

    但从用工规划看，机构的长期发展规划没有受到过大冲击。63%的机构表示全职员工数量不会有变化，认为增加、减少的比例各占18%左右。

    部分民间组织也享受到了疫情下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受益面最广的政策是社保减免和缓缴，分别达到34.0%和31.9%。其次是增值税和所得税减免，受益面分别达到25.5%和21.3%。社保缓缴和减免政策的受益面覆盖并不均衡，社团组织享受社保缓缴、减免政策的比例（4.7%、14.0%）明显低于基金会（33.3%、58.3%）和民非(48.1%、41.6%)。

    再次应对民间组织最需要什么

    经历了此次疫情应对工作后，超七成的受访机构考虑将重大突发危机预防和管理纳入常规工作。新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国内疫情防控工作已经进入常态化阶段。民间组织有着强大的基层资源优势。在未来疫情防控工作中，他们需要哪些政策支持？

    受访机构主要反映了三方面政策支持需求：提高制度供给、增加收入、降低成本。

    针对缺少协作机制的困难，民间组织提出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44%）、提供培训和交流支持（34.8%）、搭建民间组织协作平台（34%）、行政管理便利化（22.7%）。

    对于疫情下收入下滑的问题，大部分受访机构（73.2%）认为需要扩大政府购买服务，以获得稳定业务收入，同时需要降低成本，如由政府协调减免租金（31.9%）、提供就业补助（28.4%）、减免税费（23.4%）。有10.6%的受访机构认为应当在2020年暂时放松《慈善法》中对公募基金会管理费支出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10%的规定。

    （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