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2日是弗罗伦斯·南丁格尔（1820-1910）诞辰200周年的纪念日。在英国，一批以她名字命名的临时医院被建立起来——NHS南丁格尔医院（NHS Nightingale Hospitals），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COVID-19）。即使是在她出生200年后，她的贡献依然很重要。她开创性地将护理确立为一种职业，利用统计和数据建立早期循证医疗，还有她在医院设计方面的工作，如今都得到了医疗专业人士的认可。

    【一】

    南丁格尔对传染性疾病并不陌生。19世纪的伦敦，人们很害怕定期而来的致命流行病，如天花、麻疹、百日咳和白喉等。但南丁格尔却对流行病有着特殊的兴趣和理解。1854年，伦敦暴发了一场毁灭性的霍乱疫情，数百人死亡，南丁格尔自愿到米德尔塞克斯医院（Middlesex Hospital）看护，连续两夜未眠，近距离目睹了疫情的影响。

    在广泛接种疫苗之前，卫生、检疫和保持患者温暖、喂养和补充水分是预防疾病的主要武器之一。南丁格尔在19世纪50年代初和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在伦敦一家小医院工作，当时细菌理论还没有普及，即使在后来的几年里，南丁格尔也很难接受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尽管如此，她提倡的许多预防疾病的重要策略都遵循着与细菌理论相同的思路，但她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实践这些策略的。她目睹了通风和严格的卫生措施可以预防疾病，并在这些做法的基础上促进护理工作。南丁格尔和其他医学者一道写下了当时所谓的发酵性疾病，这是旧的瘴气理论（认为疾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与新兴的细菌理论之间的一步。发酵性疾病包括痢疾、霍乱等可预防的疾病和不可预防的疾病。

    南丁格尔从小就观察到了疾病和不健康的影响，因为她富有的家庭从事慈善工作，她也被安排至教区看望穷人和病人。她的父母让南丁格尔接受传统意义上男孩学习的科目，比如南丁格尔擅长的数学，但他们没有想到南丁格尔会选择当护士。在当时，医院被认为是病人健康状况会比入院前还糟糕的地方。通风不畅和卫生条件差导致交叉感染和异味猖獗，除了临终或临产妇女外，通常没有夜间护理。大部分的护理工作是流动病人或老年妇女来做，她们在病床和食宿方面提供一些简单的护理工作。家政服务和护理之间的重叠导致许多人对护理有偏见。

    然而，最终南丁格尔被允许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郊外的凯瑟斯沃斯女执事学院（Kaiserswerth Institute）完成几个月的培训，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提供全面护理培训的地方之一。她还曾在巴黎和欧洲多个城市的医院巡诊，这大大增加了她对医院生活认识。1853年，她在伦敦上哈雷街一家小型慈善医院担任院长，正是在这里，她从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学到了很多。

    【二】

    南丁格尔家庭人脉很广，加上她的决心、智慧、纯粹的干劲和护理经验，英国政府邀请她去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的一家英方医院，带领一批护士照顾伤员。这是南丁格尔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士兵不仅会在战斗中死亡，也经常死于感染和疾病。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工作促进了她对护理的兴趣和她对改善健康的承诺，这也最终使她成为一个充满激情的、既有全球视野又有全球影响力的医疗改革运动者。

    1854年，南丁格尔第一次来到斯库塔里军营医院（Scutari Barracks Hospital），不久便负责医院的管理工作。她意识到一些管理，包括分发珍贵口粮和维持基本卫生等，没有得到重视。南丁格尔还强调保护病人的尊严，并为正在接受手术的士兵周围竖起屏风，保护他们的隐私，使其他病人不因恐怖场面而感到害怕，这些对保持士兵的士气很重要。

    南丁格尔后来写道，她通过改善卫生、通风、医院条件和护理质量以及收集和报告统计数据，努力改善斯库塔里医院病人的条件，这是她、护士和医生以及由苏格兰医生约翰·萨瑟兰（John Sutherland）领导的卫生委员会的共同努力。萨瑟兰后来成为南丁格尔的亲密朋友和合作者，与她一起为英国军队进行卫生改革和医疗保健。卫生委员会检查了这家医院，发现它建在一条堵塞的下水道上，并且一匹死马堵塞了输水管道。委员会疏通了下水道和水箱，清理了医院，用石灰清洗了墙壁。卫生委员会的报告记录了这些行动对降低死亡率的积极影响。

    南丁格尔早期在上哈雷街的工作给了她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管理英方医院的技能和信心，她在战时的工作对她后来的改革至关重要。她经常收集病例和数据，年轻时期保存的笔记本详细记录了关于自然历史和不同人口的信息。在斯库塔里，她第一次把对数学的热情和对护理的热情结合在一起，这也对她战后致力于改善英国军队、医院设计和公共卫生的医疗改革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她战后的所有改革中，有两个要素交织在一起——护理作为一种受人尊敬的职业的重要性和统计学。统计在19世纪非常流行，英国各地都成立了统计协会，南丁格尔后来成为第一批入选皇家统计学会的女性。在斯库塔里时，南丁格尔开始收集她所在医院的死亡人数和死亡原因的数据。后来收集的数据证明，死于疾病、感染和暴露的男性比在战斗中死亡的男性多得多——这一事实震惊了整个英国。南丁格尔最重要的才华之一就是直观地显示数据，她创作的图表所产生的影响使其论点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可以说，她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对循证卫生保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在如今理解和批判性地评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生成和共享的数据是如此关键的当下，尤其具有相关性。

    【三】

    斯库塔里军营医院的条件和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士兵的治疗直接导致了英国后来的医疗改革。由于通讯技术的改进，媒体能够迅速在战场上进行报道。南丁格尔巧妙地利用公众的强烈抗议作为杠杆，以实现她的目标——利用她的倡导和政治说服的力量，将护理确立为一种职业，并改善军队的健康，最终改善更广泛公众的健康。

    1855年成立的南丁格尔基金帮助她致力于推动护理行业的发展。该基金是专门为建立一所正规护理培训学校而设立的，最终筹集了44000多英镑。虽然南丁格尔本人因为不佳的身体状况没有担任校长，但她是学校背后的力量。南丁格尔学校建成后，一批批受过南丁格尔式培训的护士被鼓励走向世界。这种教育遗产意味着，即使在今天，南丁格尔仍然是一个国际公认的人物。南丁格尔的制度规定，初级护士由护士长负责；对实习护士既注重能力，也注重品格——他们要诚实、清醒、忠诚，还要接受系统的培训。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医院里，护士在提供医疗保健方面的作用至高无上，这一点至今仍是如此。与南丁格尔的时代一样，在护士招聘、留任和领导力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而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正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进步是由许多不同人的合作和努力取得的。这一点可以从克里米亚战争的战时护理中看得清清楚楚。虽然南丁格尔是护理改革的领袖，但无数女性前往伊斯坦布尔或克里米亚，通过护理参与了战争。

    在战争期间，南丁格尔感染了现在被认为是布鲁氏菌病的疾病，当时叫做克里米亚热，她的余生都受着这种疾病的折磨。她还有其他的健康问题，包括疲劳、关节疼痛和背部疼痛，这些也影响了她的精神健康。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她过着隐居的生活，但仍然拼命工作。她经常因为身体不好而拒绝接受看望，但她的产出令人震惊，其中包括改善士兵健康安排、综合医院改革、护理教育和宗教的文章的发表。尽管她的作品与医疗改革联系在一起，但它们涵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广泛的主题，包括许多她对印度公共卫生特别感兴趣的内容。也许她的影响力因隐居而变得更大，因为这给她的会面增加了交易的元素——想要见她的人必须去拜访她，无论这些人有多重要。南丁格尔的一些访客甚至不相信她生病了，因为她看起来精力充沛。她的传记作者马克·博斯特里奇（Mark Bostridge）将南丁格尔描述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残疾人之一”。

    南丁格尔对改建大型建筑作为临时医院有强烈的看法。她对1858年开放的内特利（Netley）的一家新的军事医院的改进提出建议。她建议拓宽走廊、增加窗户，以改善通风和新鲜空气的供应，但她的建议被忽视了，这让她非常愤怒。分翼阻挡感染传播、辅助通风的“亭子式”医院概念，其实最早见于1859年建成的赫伯特军事医院（Herbert Military Hospital），其设计受到南丁格尔的严密监督。这种风格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流行。南丁格尔在1859年出版了《医院笔记》，其中包括关于亭子风格及其好处的文章。她还为1872年新建的圣托马斯医院（St. Thomas’ Hospital）的设计提供了建议，该医院由七个巨大的亭子、一个礼拜堂和州长大厅组成。南丁格尔建议，病房的墙壁应该用可清洗的水泥覆盖，以最大限度地保持清洁，防止疾病传播。

    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回顾南丁格尔的工作，我们注意到了她提供的医疗建议与政府实际提供的政策之间的差距。南丁格尔毫不留情地向政府部长们直言建议，她认识到，作为一名活跃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她的观点与政治家非常不同。引人注目的是，当我们回顾南丁格尔从斯库塔里军营医院向战时英国首相西德尼·赫伯特（Sidney Herbert）提出的要求时，她并不是要求更大的住宿空间，而是要求更小的医疗设备，以保护士兵和工作人员，并使他们能够保持医院的清洁。也许对南丁格尔200周年诞辰最合适的致敬，是政策制定者们需听取在第一线工作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和那些研究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专家建议，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据《柳叶刀》，皮皮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