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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教”与抗疫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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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内容
2020年05月26日 星期二上一期下一期
明代慈善家林兆恩:
“三一教”与抗疫佳话

    林兆恩讲学处——东山樵舍(现东山祖祠)

    ■ 弃考创新说

    林兆恩,字懋勋,别号龙江,道号子谷子,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人,生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十六日。林兆恩出身儒门世家,世代官宦,在18岁时,即嘉靖十三年(1534)考中生员。“尝慨兆恩自少年时,能习举业,冀得致身青云,而显荣于世者。”显然当时林兆恩希望如先辈一样走传统的科举道路。在28岁那年,即嘉靖二十三年(1544),乡试三次名落孙山的林兆恩从此放弃举业,四处求学问道,过着隐逸闲适的生活。

    缘于良好的家风,林兆恩从小就有家国情怀。他少年时代就乐善好施,富有同情心。据《林子年谱》载:林兆恩13岁时,经常金银救济穷人。母亲问他为何?林兆恩回答:“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嘉靖二十三年(1544),林兆恩兄弟三人遵照父亲遗嘱,召集债务人,将“千金之券”全部返给他们,取消所有债务,乡人称善。

    山不转水转。落第后的林兆恩,却做了人生的另一种选择。他转而出入佛门道观,遍游名山大川,到处寻师访道,追求个人精神解脱。经过五年的彷徨、思索,林兆恩对当时儒道释三教的神圣性有诸多疑问,便“锐志于心身性命之学,遍叩三门”。“数年间,如痴如醉,如颠如疯。凡略有道者,辄拜访之,厚币之,或懈逅儒学玄装,虽甚庸流,亦长跪请教。”通过认真比较,反复研究,他恍然大悟到原来儒道释三教的宗旨是趋同的,只是有所侧重而已。因此,他主张恢复儒道释三教之本原。经过多年的探索、思考与总结,林兆恩于35岁那一年,提出了三教合一思想体系,把儒、道、释三教合为一教,创立了“三一教”,主张立德、从善、行孝、济贫。他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广泛传教,因其主张受到不同阶层的欢迎,从者甚众。

    古法解心结

    正当林兆恩专心致志传教之时,莆田祸起倭患。明嘉靖年间,倭患猖獗,东南沿海深受其害。倭寇侵犯骚扰兴化府先后达15次,兴化成为倭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倭寇屡次扰乱攻陷兴化城池,沿途烧杀掠夺,抢劫民财,残杀百姓,“屠戮之众,而遗骸如积。虐焰之炽,而村落为墟”。

    大灾必有大疫。倭患引发了瘟疫的大流行,使莆仙祸不单行,给百姓带来莫大灾难。据史书记载,“嘉靖三十五年(1556)丙辰,时疫气盛行,人多病歿。”“嘉靖四十年冬,倭夷迫城,疾疠并殝,死者相枕,棺难遍施矣。”“嘉靖四十一年(1562),春,城中大疫。”史书没有详细地记载造成多大规模人口的死亡,但通过“夏,疫气尤重,鬼常出没”的恐怖气氛的描写,可以想象当时瘟疫蔓延之烈。可见瘟疫的威胁在嘉靖后期“倭寇”为害莆田的历史背景下,显得更为严重。可以讲,此时期莆田社会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如果不及时扑灭瘟疫,莆田将陷灭顶之灾。

    在这存亡绝续的重大关头,林兆恩见义勇为,在“抗疫”中起到了擎天柱石的作用。

    面对倭患与瘟疫造成的莆田积尸盈野、瘟疫恣肆的局面,莆田官府却采取了逃避的方式,表现出消极的态度。“郡守易公道、谭新除,闻积尸盈城野,遂停车福清县,弗敢莅任。”此时,林兆恩说服家族,并把三一教门徒以及弟子组织动员起来,他采取了几项有效的应对措施:

    首先,掩埋死尸。倭患与瘟疫使整个莆田城就像是个大墓场,在灾难中丧生的人,如果尸体没有及时处理,会腐烂并产生毒素,特别瘟疫死亡的人会成为传染源。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从夏到冬三次攻埭,扰乱周围村庄,城郊荔浦一带百姓被杀甚多,血流染红了沟水。林兆恩命弟弟兆居、弟子黄仕钦等七人,雇工在城内外收尸2220多具,葬于太平山。最为严重的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二十九日,倭寇攻破城池,烧杀的百姓达2万多人。倭寇退,林兆恩谓刘济策等曰:“城果陷矣。尔等能不忘一体夙心,而掩其遗骼乎?”人手不足之时,他把自家的田产买掉得到的钱,雇人在城内外,收尸积薪,火化于南北河尾二山。面对当时的惨象,他痛心地写下了《作寇退收尸歌》:“与汝形骸一气分,满城鬼哭不堪闻;风旙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他掩没死尸的做法既有净化环境消灭传染源的作用,也体现了中国入土为安的风俗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其次,赈民救灾。莆田倭患与瘟疫流行双祸而至,饥荒随之而来,腥风血雨的莆田此时风雨飘摇,社会动荡不安,赈灾迫在眉睫。在发生灾荒时,官府通常会减免当地赋税或开仓放粮以济民困,或开展赈灾活动。但在如此重大的灾难面前,朝廷与莆田官府作为国家社会保障系统却无所作为,令人失望。原本莆田寺院有赈灾救济,却在平灭“倭寇”中,国家筹饷因向寺院征收田租,寺院多不堪重负而败落,无力赈灾。另外,通常莆田富有之家也会在灾荒时煮粥济民。但莆田经过轮番的“倭患”与瘟疫,富有之家损失惨重。“嘉靖末城破于倭,黄石巨家,煨尽沙砾,迄今未能尽复。”在这危难之际,林兆恩自告奋勇,承担起了济民事宜。据史书记载,嘉靖三十九年(1560),倭寇扰乱莆田,城外百姓进城避乱,兆恩先生给予每人钱和粮。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和二十二年(1594),莆田先后发生两次饥荒,兆恩又捐银二百余两、谷数百石赈济。林兆恩“或散之钱与金,或惠之米与粥……于是人咸自庆得生。”这是他一次又一次传递给莆田人民的温暖,使莆田人民挺过了多次灾难。

    第三,救治病人。救治瘟疫仅靠掩埋尸体,消灭传染源是不够的,更需要对感染瘟疫者进行治疗。明代国家在各地都设有管理、训练医生的“医学”机构以及发放医药的“惠民药局”。但是,这些机构在明中期以后,大都名存实亡。林兆恩凭借自己的医术,为民众治疗瘟疫。他运用三教合一的内丹理论,创造“九序心法”。据林兆恩自承:“以艮背法为人却病,行之多验。又别有奇术,能济人于危急之时。”艮背法讲得是气功疗病。气功,古称“导引”、“吐纳”等,为我国传统的健身术,是通过自身调摄,以炼意、炼气、炼形为要素的自我身心锻炼的方法,即“调身”“调息”“调心”,体现了中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理论。

    除了用艮背法疗病之外,林兆恩还采用古老的医术——祝由术治疗病人。祝由术来源于中国南方楚地,上古时期就有苗黎巫医苗父用祝由的方法治病的记载。早期祝由医方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竹简《五十二病方》有记载。祝由魏晋以后融入了道家方术与释家的咒禁法,林兆恩的祝由术可能与他早年出入寺门道观有关。祝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符合中医的“精神内守,病从安来”的理念,蕴含着朴素的心理暗示、归因替代、意识疗法等心理学思想,有心理治疗的作用。有一段记载反映了这一点。“夏,疫气尤重,鬼常出没。夜遇先生歌咏登东山,群趋而避之曰:‘三廼教先生来矣。’一老翁未睡闻之。既而先生过去,少顷,复相谓曰:‘到某家去。’一鬼曰:‘某人非甚恶,只好饮耳。其家穷极,饶之可也。’又一鬼曰:‘到某家去。’众以为然,遂去。次早,果群病莫起。此老乃令人谓之曰:‘可去求林先生数字即愈。’病家如言求之。先生但书曰:‘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其家咸不药而起。先生之写正气,实自此始。自是几染瘟疫者,无不籍先生以起死回生矣。”那个特别的时期,惊悚恐惧的人们,古老的祝由术在心理治疗方面有较好疗效,并采用艮背法,当时被林兆恩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也有不少官吏士大夫也登门求教治病之方。他把艮背法与祝由术传授门徒为百姓治病,百姓容易接受,很快推广开来,疗效亦佳,瘟疫得以逐渐遏制。

    从林兆恩投身于“抗疫”这段历史来看,他积极掩埋死尸、赈济灾民、救治瘟疫……这些义举与他倡导的教旨是相一致的,在家乡莆田危难之际,改变了他逃避现实的思想倾向,积极投入社会生活;而“舍家纡难”的行为,体现了他的担当和胸怀,在遏制瘟疫蔓延与重建莆田社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说明了他由隐至显的转变过程,也实现了他自己执着追求的人生价值。中国自古以来相信否极泰来,再艰难的状况中都孕育新的可能。因为在此过程中,林兆恩不仅扩大了自己在莆田当地的威望,而且不经意间使他的“三一”学说在莆田和福建其他地区广泛传播开来,“三一教”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信奉。(据莆田东南网)